2025年8月调研报告整理15篇

由浩渺分享时间：2025-09-19 09:40:05

调研报告总结了市场趋势、消费者行为及行业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促进企业创新与可持续增长，增强竞争力。下面由网友为您整理分享的“2025年8月调研报告整理”相关资料，供您参考学习。

2025年8月调研报告汇编（15篇）

“千万工程”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与实践探索基于浙江省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组团发展模式的调研思考

浙江省“千万工程”实施20年来，通过“经营村庄”理念的系统实践，实现了从村庄整治到乡村全面振兴的跨越式发展。乡村经营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基于实践需求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核心目标是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乡村资源价值，解决乡村资源闲置与运营能力不足的矛盾，推动乡村建设与运营并重发展。其本质是将乡村视为可经营的综合体，通过经济、社会、生态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乡村从“输血式建设”向“造血式经营”转型，实现村集体增收、村民致富与城乡融合发展。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进行村集体自主运营、职业经理人主导运营、乡村能人返乡驱动运营等多元化乡村经营模式，在政策创新、主体协同、文化赋能等方面持续突破，乡村经营成为连接“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键桥梁。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共建的“龙门秘境”乡村振兴联合体，以系统性思维整合资源、激活要素、创新机制，其“片区化协同、市场化运营、共富化分配”的经验，为破解乡村建设碎片化、低效化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

一、组织创新：构建片区化协同发展机制

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地处天目山系北麓，总面积55平方公里，距杭州市区70公里，具备生态资源富集与区位交通便利的双重优势。三个村突破行政壁垒，引入公司专业化运营，构建“主题差异—产业互联—流量共享”的片区化发展架构。一是三个村差异化定位。石门村立足千年古村底蕴，深度挖掘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文化体验区；龙上村依托狮子山攀岩公园，配套精酿啤酒工坊、森林木屋及户外游乐场，构建活力四射的运动山乡；大山村以康养度假为主题，培育高端精品民宿聚落，打造静谧舒适的养生度假胜地。二是客群协同导流。三个村共建游客服务中心、智慧停车场，实现基础设施共享，降低重复建设成本，为片区整体经营奠定基础。

通过设计“古韵探秘”“生态农耕”“山居养生”三条主题路线，形成了客群互导、消费互通的生态闭环，实现片区整体价值提升。三是治理机构升级。三个村成立联合党委，统筹规划、统一决策，突破原有各自为政的“单村孤岛式”治理模式，形成“党委统筹+专业分工”的协作框架。同时采用“村集体资

源入股+专业公司运营+村民参与”模式，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合经营体系，走出一条“共同治理、组团经营、差异发展”的创新路径，为区域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

二、要素激活：重构乡村资源价值转化路径

调研了解，2017年前，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面临人口外流、土地闲置等典型的“空心化”问题。自“龙门秘境”乡村振兴联合体开展经营活动后，积极推进资源资产盘活，实现要素高效转化。一是产权盘活。在推进村庄整体经营之初，就进行全域资源统筹规划，累计流转土地、山林共计6000余亩，整合碎片化耕地、林地资源，形成规模化农业生产基地。完成32幢闲置农房改造，将使用权交给运营公司，打造精品民宿集群、工坊体验空间等业态。农村集体产权交易额达3600万元，闲置资产利用率明显提高，真正做到“死资源”向“活资本”转化。二是产业赋能。三个村先后投入资金4500万元，对金竹坞、木公山、大山梯田等生态农业基地的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成功打造新特优农产品品牌。建成700亩高山戴妃皇菊产业基地及500亩高山蔬菜、水果基地。此外，“山货超市”作为老百姓土特产的收购站，免费搭建网上销售渠道，通过品牌溢价助农增收。三是生态优先。三个村在发展过程中，秉持保护生态的原则，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更新、深活化”理念植入文旅业态，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值的深度融合。同时构建生态反哺民生机制，拿出部分生态收益金用于村级养老、教育补贴和生态修复。该片区验证了“运营前置、轻量开发”在乡村资源活化中的有效性，为同类地区提供了生态友好型发展样板。

三、市场运营：专业化机制驱动美丽经济转型

“‘龙门秘境’的建设从最初的一片观望，到之后的一片笑声，再到如今的一片掌声，这一过程给我诸多感触。乡村发展必须与乡村运营紧密结合，要以产业、产品为导向，深入挖掘村落传统文化，明确目标人群，进而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龙门秘境”乡村运营师娄敏回忆道。在“千万工程”持续深化的背景下，“龙门秘境”运营团队通过市场化手段重构乡村生产关系。一是专业化分工。三个村创新组建乡村运营公司，积极招引乡村运营师，运营公司下设产业开发、品牌营销等板块，聚焦策划、招商与流量运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村民主体”的架构，破解了“谁来运营”的难题。二是收益共享机制。三个村以资源折价入股运营公司，按比例获得分红。不同主体之间建立“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劳务报酬”的分配体系。片区80%的服务岗位，如

导游、保洁、民宿管家等优先聘用本地村民。运营公司带动村民自主经营的民宿、农家乐已达136家，床位4230个，特色餐饮饭店21家。三是品牌化营销。三个村统一打造“龙门秘境”公用品牌，推出联名文旅产品，联合举办大型活动，设计网红打卡点与“前店后坊”体验场景，通过新媒体矩阵扩大流量辐射范围，吸引长三角客群。专业化的市场运营机制打破了传统乡村治理与发展的惯性思维，引凤筑巢，引导运营商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策划、招引、营销、管理等运营手段上，摒弃“政府包办”的传统模式，注重“专业赋能”，成功实现了美丽乡村向美丽经济的转变。

四、经验启示：乡村经营的核心逻辑

（一）市场化基因植入

石门、龙上、大山三个村坚持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以“政府引导不主导、农民参与不盲从、市场运作不失序”为原则，在乡村经营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积极引入运营团队，破解“重建轻管”“输血依赖”等痛点，推动乡村从“建设思维”向“经营思维”转型，有效地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验证了建设思维向经营思维转变的有效性。

（二）共富型机制设计

片区化协同发展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破除行政壁垒，以市场化运营激活资源价值，同时建立“政府引导+企业运营+村民参与”的可持续利益共同体。通过乡村经营的方式，进一步明晰了村庄产权和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从乡村发展的“旁观者”转变为“经营者”，激发农民建设乡村的主人翁意识，各主体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实现利益共享，构建起企业、村集体、村民多元协同的共富生态。

（三）系统性生态构建

三个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通过市场化手段激活资源价值，运用现代治理方式重构生产关系，以系统思维培育产业生态，以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为双轮驱动，实现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多维共赢，彰显“两山”理论的实践价值。

“学习强国”县级融媒号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学习强国”天长融媒号为例

20XX年X月X日，“学习强国”正式上线，成为火爆全国的学习平台。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中央宣传部宣传舆情研究中心出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主要内容，立足全体党员、面向全社会的优质学习平台，由PC端、手机客户端两大终端组成，不仅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艺术、教育、体育等多个领域，聚合了大量可免费阅读的期刊、古籍、歌曲、戏曲、电影、图书和公开课、慕课、课件音视频等资料，还提供了在线答题、专题考试等功能，通过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内容不断充实和改进的过程中，县级融媒号作为展示县级融媒以及基层形象的二级栏目应运而生，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宣传本地政策、发布本地信息、推介本地形象，这标志着“学习强国”推广工作迈上新台阶，让声音传播更深远，传播范围更广阔。

20XX年XX月XX日上午，作为安徽省首批入驻的5个县级融媒号之一的“天长融媒号”正式上线，旨在依托“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强大传播力和资源优势，提升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

一、探索中坚定前行——“天长融媒号”建设运营情况

“天长融媒号”是滁州市首个入驻“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县级融媒号，由中共天长市委宣传部管理，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负责运营。先行开设了《大美天长》《天长要闻》《百姓生活》《文明实践在天长》四个子版块，成为宣传天长、推介天长的重要阵地。

（一）明确分工，强化队伍建设

“天长融媒号”创立初期，由天长市融媒体中心总编室编辑兼职管理运营。由于缺乏专职人员，该平台的日常管理和内容更新主要依赖于兼职编辑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进行。这种兼职运营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些问题，如内容更新频率低、互动性与活跃度不高，无法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传播效应。

为了能将“天长融媒号”打造成引领县级融媒体转型升级的领航者，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积极吸纳安徽省委讲师团与天长市委讲师团的意见，于20XX年中旬将“天长融媒号”的运营责任转移给了平面媒体组，这一决策的背后，体现的是对专业性和效率的追求，以及对内容质量与用户服务体验提升的决心。平面媒体组在接手后，随即确立了3名核心编辑成员的职责分工，分别为视频新闻的剪辑上传、文字新闻的编辑上传，以及所有稿件的签发，形成了一条紧密相连而又层次分明的生产链，不仅缩短了信息从采集到发布的周期，同时也确保了每1篇稿件都经过严格把关，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

“天长融媒号”在经历了管理体制的革新之后，其内容丰富度、更新频率与用户参与度等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特别是在20XX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该平台的稿件数量实现了从排名底部升至全省前三的历史性突破，其中20XX年11月的表现最为亮眼，跃居全省首位。这些成绩不仅是对天长市融媒体中心改革举措的认可，也为“天长融媒号”在融媒体领域树立起了标杆形象，展示了地方融媒体平台与国家级学习平台融合发展的无限可能。

（二）立足本土，讲好天长故事

在当今媒体融合发展、新媒体技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普遍认识到，在“新闻立身，内容为王”的前提下，每个作品不再局限于电视和电台，既要多元传播，更要提质出彩，必须树立创新理念，加强本土内容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

“天长融媒号”深知“内容为王”的道理，尤其重视结合天长的本土特色，充分利用本地资源进行内容创作和推送。相较于传统的时政新闻，“天长融媒号”侧重于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新闻素材，如民俗文化、自然景观、地方名人等，通过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案例，展现地方的独特魅力。

比如，《大美天长》版块会发布高清航拍镜头展现天长“鱼米之乡”的秀美风光，也会展现天长在全省乃至全国的亮点举措，述说天长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努力拼搏；《天长要闻》紧贴政策热点，深入解读天长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升级、推进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最新举措，为市民提供第一手资讯；《百姓生活》和《文明实践在天长》则聚焦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传递正能量，弘扬真善美。通过这样的方式，“天长融媒号”不仅增强了与受众之间的情感连结，也让天长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更具感染力。

2024年，“天长融媒号”在内容推送上更加注重本土特色，其中《安徽天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卷羽鹈鹕惊现天长》通过对当地生态资源的报道，展示了天长市生态保护的成果，获得了2024年“学习强国”安徽学习平台优秀稿件

的殊荣。此外，《安徽天长：烽火岁月书香百年》则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讲述了天长市图书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被评选为2024年夏季安徽县级融媒优秀作品。

（三）彰显影响，加速融媒发展

20XX年3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文章指出，要抓紧做好顶层设计，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学习强国”县级融媒号无疑是应时而生的融合发展成果之一。

20XX年以来，“天长融媒号”的运营在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的调整和推动下，犹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迅速成长为融媒体中心对外政务合作的重要桥梁。依托先进的多媒体技术和全方位的信息整合能力，“天长融媒号”实现了新闻资讯的即时更新和精准推送，使得受众能够第一时间获取到权威、准确的地方动态。

更重要的是，“天长融媒号”凭借其较强的社会动员力和舆论引导力，吸引了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关注与支持。天长市各级政府组成部门及其下属单位认识到，“天长融媒号”不仅仅是一个新闻发布平台，更是一个能够跨越地域界限，连接全国甚至全球受众的强大媒介网络。因此，天长本地政务单位纷纷和天长融媒体中心开展跨界合作，利用这一平台，宣传报道本单位的优秀做法和工作亮点，全面展示各自领域的最新进展、优秀案例和创新成果。这种跨界的资源整合与创新传播方式，不仅加深了外界对于天长的认知，也为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据统计，20XX年，天长融媒体中心依托其新闻平台与地方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开展的跨界合作项目创收达350万元，显示了该中心在资源整合与商业变现方面的能力。2024年，政务跨界合作创收攀升至380万元，同比增长8.6%，不仅为天长融媒体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动能，亦表明其在政务合作领域内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增收路径。

二、稳定中亟需突破——“天长融媒号”建设运营困境

近年来，“天长融媒号”作为天长市融媒体中心的重要新媒体品牌之一，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稳定运行的同时，也站在了一个需要突破的十字路口，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深度报道缺乏，内容创新不足

在“天长融媒号”的运营过程中，其四大核心版块无疑为其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与用户基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版块逐渐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模式化倾向，尤其是视频新闻领域，《天长新闻》的剪辑片段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不仅限制了视觉表达的多样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容的创新性。

缺乏深度报道是目前“天长融媒号”在内容上存在的突出问题。面对这一现状，有必要重新审视并优化内容生产流程，以期打破既有框架，激发出更多的创意火花与价值潜能。

（二）内在驱动力不足，体制活力欠缺

伴随“天长融媒号”发展步入成熟阶段，编辑团队成员对日常内容生产流程已然驾轻就熟，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创造力边际效益递减的现象，即所谓的“审美疲劳”。面对此类困局，重构激励框架、重燃创新激情显得尤为迫切。

（三）技术有待突破，用户黏性不强

置身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洪流之中，“天长融媒号”作为天长市融媒体中心旗下的一支主力军，虽已在本地新媒体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但是对照本地新媒体龙头——“天长发布”公众号，仍存在技术差距与用户黏性弱的隐忧。比如，平台目前尚不具备公开显示关键性能指标的功能，如文章转发量、用户关注数量等，致使后台管理者无法直观获取第一手反馈数据。

从目前页面上显示的阅读量和点赞量来看，用户黏性不强，粉丝数量需要大幅提升。

三、权威中迸发活力——“天长融媒号”发展对策建议

在信息时代的滚滚洪流中，地方融媒体平台正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与敏锐的市场嗅觉融于时代，奋力搏出一番天地。尽管“天长融媒号”凭借官方背景优势，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与稳定的受众群体，然而，在内容同质化严重、交互手段单一的背景下，如何在保持权威公信力的同时，激发内在创新潜力，成为摆在其面前亟待解决的一大课题。

（一）内容创新，塑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内容是媒体生存的根本，唯有不断创新才能赢得持久关注。“天长融媒号”需深挖本土文化精髓，结合现代审美趣味的变化，创新推出一系列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新闻作品和专题栏目。

比如，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乡村振兴案例解读、城市记忆微电影等主题，运用无人机航拍、VR全景展示、短视频拍摄等形式，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时尚魅力，激发年轻群体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选取教育、医疗、就业等百姓关注的焦点话题，通过实地采访、短视频拍摄等方式，制作系列深度调查视频报道，增强信息的实用性和贴近性。捕捉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讲述平凡生活中的非凡经历，采用纪实风格的拍摄手法，传递正能量，引发用户情感共鸣。紧跟科技创新步伐，报道本地高新技术企业成长历程、科研成果发布会等，辅以科普动画演示，降低知识门槛，吸引青年群体的目光。

（二）激活机制，打造学习型编辑团队

打破现有模式，结合阅读量、转发量、内容创新度等考核项目，设立绩效奖励，鼓励编辑跳出固定思维模式，善于发现优秀原创稿件，勇于自创优秀视频或图文稿件，大胆尝试非传统叙事技巧及表现手法，促使团队成员间形成良性竞争与合作态势。

同时，给团队编辑提供个性化技能提升计划，涵盖内容策划、摄影摄像、后期剪辑等全流程技术训练，确保全员与时俱进，适应融媒体发展趋势。促使和帮助编辑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寻找到新的意义与乐趣所在，继而产出更多高质量、有温度的作品，巩固并拓展受众群体，为“天长融媒号”的长青之路铺设坚实基石。

（三）技术赋能，开辟媒体融合更多可能

“天长融媒号”应积极拥抱数字革命浪潮，将技术创新置于优先位置，直面并克服当前存在的技术瓶颈与用户管理短板。同时，要构建全方位数据监测体系，攻克技术难关与优化用户体验，建立有效的用户反馈渠道。在实现内容创新和技术革新后，“天长融媒号”有望在新一轮的传媒行业洗牌中脱颖而出，建立起更为稳固且富有活力的用户社群生态，从而奠定其在本地新媒体领域的地位。

四、结语

回溯过往，“天长融媒号”自投身“学习强国”县级融媒号建设行列以来，始终秉持初心，勇担使命，在探索与实践中稳步前进。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天长融媒号”运营团队清醒认识到，仅有稳健的根基不足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必须在守正创新中寻找突破口，未来应继续深化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深度融合，借助国家级优质资源库，深化优质内容推送，拓展传播矩阵，优化服务体验。同时，加大人才培育力度，强化团队创新能力，确保“天

长融媒号”在快速变革的信息生态中始终保持领先姿态，用实际行动诠释县级融媒体在新时代的责任担当。

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调研报告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加快构建“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空间结构，推进首都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实施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振兴战略，农村集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一、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一）资产总体规模大，空间分布不均衡

一是农村集体账面资产位居全国首位。截至20XX年底，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4199个，其中乡镇级集体经济组织194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3992个，组级集体经济组织13个。全市农村集体账面资产总额达XX亿元，其中，乡镇级XX亿元，村级XX亿元，组级XX亿元。从农村集体资产结构来看，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XX亿元，占比74.8%；非经营性资产XX亿元，占比25．2%。农村集体资产中货币资金2446.7亿元，其他流动资产XX亿元，长期资产XX亿元，固定资产XX亿元；其他资产3XX亿元。二是农村集体资产在中心城区高度集中。中心城区农村集体资产总额XX亿元，占全市的66.1%，其中丰台区、海淀区和朝阳区农村集体资产位居北京市前三位，分别为XX亿元、XX亿元和XX亿元；近郊平原区的农村集体资产总额XX亿元，生态涵养区农村集体资产总额XX亿元。三是农村集体土地等资源性资产丰富。2022年，农村集体土地2038.7万亩，其中农用地1691.7万亩，建设用地247.4万亩，未利用地99.5万亩。

中心城区农村集体土地81.4万亩，其中农用地45万亩，建设用地34.9万亩，未利用地1.5万亩；近郊平原区农村集体土地770.2万亩，其中农用地563.0万亩，建设用地140.6万亩，未利用地66.6万亩；生态涵养区农村集体土地1187.1万亩，其中农用地1083.8万亩，建设用地72.0万亩，未利用地31.3万亩。

（二）发展业态和水平空间梯度明显

一是农村集体产业形态呈现三个圈层的特征。中心城区以及近郊平原区中城镇化较快的乡村以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科技服务、物业租赁等为主；近郊平原区中的其他乡村以都市型现代农业和一二三产融合型产业为主；生态涵养区依托生态绿色资源、红色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以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主。二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中心高四周低的“锥形”分布格局。20XX年全市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XX亿元，主营业务收入XX亿元，占比69.1%；其他业务收入XX亿元，占比24.9%；投资收益XX亿元，占比6.0%。其中，中心城区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XX亿元，占全市63.8%；近郊平原区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XX亿元，占全市37.0%；生态涵养区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XX亿元，占全市15.3%；三是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户增收的能力呈现较大区域差距。20XX年全市农户从集体经济获取的所得总额为XX亿元，同比增长2.7%。其中，丰台区、海淀区、通州区、大兴区和朝阳区农户从集体经济获取的所得总额均超过XX亿元；顺义区、昌平区和房山区农户从集体经济获取的所得总额在XX亿元—XX亿元；门头沟区、石景山区、怀柔区、平谷区、延庆区和密云区均低于XX亿元。

（三）经营模式多样化

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模式从以资源发包、物业出租为主逐渐向多样化方式转变，主要包括六种模式。一是承包经营，村集体将土地统一流转后，由大户承包经营或农户联合成立专业合作社经营。二是集体统一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成立集体企业，自主经营物业资产、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等。三是委托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自有闲置资金、土地补偿款委托给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理财。四是租赁经营，近郊以出租房屋、物业等为主，远郊以出租土地等资源性资产为主。五是与社会资本合作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社会资本通过股份合作、合作开发等方式，建立收益分配机制，共同投资、共享收益。六是联合抱团经营，通过乡镇统筹、跨村合作、区域联合等方式，促进农村集体产业提档升级。

二、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不充分

一是农村集体资金盘活不充分。农村集体账面资产中有近四分之一是货币资金，但大部分以银行存款形式存在，一些农村集体持有的征地补偿款缺少增值渠道，面临持续贬值压力。二是农村集体资产利用不充分。村集体的大量房屋资产由于缺乏产权证，影响集体资产价值实现。全市集体房屋建筑物资产51206处，总建筑面积1.9亿平方米，其中有手续（含政府会议纪要）的仅1960处，建筑面积1893.2万平方米，占比仅10%；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仅475处，建筑面积469.4万平方米。三是农村集体资源挖掘不充分。部分村庄对历史文化、生态健康、地标产品等“软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不充分，产业发展路径相对单一。

（二）农村集体产业项目落地难

一是缺乏规划引领。大多数村集体发展缺少规划引领，再加上长期以来“加法”逻辑发展的理念和路径依赖，与当前新总规引领下减量发展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导致农村集体按照原来固有发展思路谋划的产业项目难以落地。二是农村集体土地用途性质等信息不对称。镇村普遍反映，对村集体土地用途性质不了解，很多村里认为是建设用地的土地，在规划中已经调整为农用地。有的村按照自己掌握的信息规划产业项目，待审批时发现根本无法实施。三是项目审批流程复杂，联审各部门意见反馈时限及会议召开频次不明确。部分区在执行“村地区管”政策时，未有效落实区乡两级分级分类管理要求，凡涉及农村土地和集体物业资产流转项目，都需经过村级申报、镇级预审、区级联审的流程。部分区反映，即使符合条件的项目，走完项目评审、合同联审等相关审批环节，通常也需要半年以上。

（三）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短缺

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懂经营、会管理的人才比较缺乏。大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有市场意识、市场运营能力的带头人。海淀区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普遍存在股东结构老龄化、减员化问题，缺少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和新生力量，股份社班子中具备战略规划、资产运行、项目管理等能力的专业人才少。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人才招聘渠道窄、激励不足。吸引社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还有待完善，缺乏如居住证积分加分、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等配套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三是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人才不足。乡镇一级经管部门普遍存在在编人员少、兼职化程度高、专业性不足等问题。在密云区调研发现，现有镇级“三资”管理人员业务素质有待提高，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工作者老龄化、受教育水平不高、专业性较差。密云区巨各庄镇蔡家洼村反映，该村集体经济体量较大，财务流水较多，但会计委托代理机构财务工作人员只有初中学历。四是社会资本、外部人才参与融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较难。社会资本与集体经济合作联营存在思想顾虑，外部人才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少认同。五是村集体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不足。部分村集体对政府支持依赖性较高、主体意识不强，利益集体享，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部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参与集体事务的积极性不高，深度和广度不足。

（四）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融资难题

一是集体资产作为抵押物受限。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土地、集体固定资产、农业设施等缺乏有效合法的产权证明，不具备办理农村集体资产抵押的基本条件。二是集体资产经营权抵押法律支撑不足。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明确将集体资产经营权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范围，集体资产经营权并非法定权益，缺乏质押制度、流程及对质押机构的法律规定，质押的集体资产经营权难以及时足额变现，使得银行不愿接受集体资产经营权为担保物。三是农村集体经济信用评价体系不健全。目前尚未建立起广泛认同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信用评价体系，商业银行一般按照中小企业信用评价方法，根据贷款主体的经营规模、自有资金投入情况、偿债能力、融资能力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综合信用评级，无法客观公正反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真实信用水平，导致贷款授信额度低。

（五）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负担较重

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了重要的社会治理和社会公益责任。朝阳区、丰台区某些乡镇、村为落实疫情防控政策，2021年为企业减免租金超过XX万元；海淀区某村每年都需要用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补充社会治理中的各项公益性支出，疫情期间补贴村域内各种防疫费用100余万元，每年为回迁小区补贴日常管护费用约1000万元。另一方面，缺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税收优惠政策。成员按股份或份额从集体获得收益分配，需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20%的比例缴纳个人所得税。为了减轻税费压力，部分村仍沿用村委会账户，发放实物福利或在结算利润之前直接进行分配等。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撤村建居过程中，农村集体资产归位需按照资产交易缴纳除契税、印花税以外的其他各类税费，且数额较大，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确权。

三、推进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坚持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将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首都乡村全面振兴、率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的重要举措，加强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领导。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健全完善各级农业农村、发展改革、财政、规划自然资源、文化旅游、民政、水务、园林绿化等有关部门分工协作、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联动机制。聚焦规划引领、政策集成、资金配套、资源盘活、人才支撑、产业融合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加强统筹谋划，合力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进一步选优配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大力实施村级后备人才“星火计划”，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和村“两委”班子成员的经营管理能力，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组织力和号召力。三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领导作用。把党员、群众组织起来，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激发蕴藏于广大农民中的智慧和力量，整合利用乡村资源，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优势转化为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二）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

一是引导各级各部门树立要发展先规划的观念。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引导广大基层干部群众认识到，只有科学规划才能实现有序健康发展，只有践行新发展理念，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科学谋划乡村集体产业。统筹谋划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乡村生产生活服务业等乡村集体产业，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农村集体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三是加快制定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专项规划。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

（三）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体制机制

一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行管理。完善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健全收益分配机制，推进按股份分配，稳慎探索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有偿退出、抵押、担保、继承权能，维护好集体和成员权益。二是优化农村产业项目审批流程。

按照简约高效、规范有序、方便快捷的原则，进一步优化农村集体土地流转、产业项目、经济合同审核审批流程。开展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健全交易体系，完善交易规则，加强风险防控，强化监督管理，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激活农村资源要素潜能，提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质量，更好实现农民群众的财产权益。三是健全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体系。加强农村经管队伍建设，提高农村经管队伍人员政策理论和专业水平。落实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财务公开等制度，加强农经审计，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信息化平台，着力强化内外部监督，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经营。

（四）健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

一是加强用地保障。统筹土地规划，严格落实新编乡镇国土空间规划中城乡建设用地指标比例、年度土地利用计划中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比例，用于保障乡村产业发展。集体土地整理形成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要优先保障农村集体产业发展，用好“点状”配套设施用地政策，进一步深入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有效保证乡村重点项目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用得上地、用得起地。二是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充分发挥驻村第一书记作用，引导支持科研教育人才、下乡企业家、优秀农民工、退伍军人、大学生等参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深入推动乡村CEO人才引进机制，实施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头雁”培育计划，统筹做好理事长和经营管理人员培训。三是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创新财政扶持方式，加强各项支农资金统筹集成，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推动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承担社会公共服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相应的税收优惠或返还机制，减免集体资产归位涉及的各类税费，集体股份分红按照综合所得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四是创新金融服务。支持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拓宽有效抵押物范围，探索开展生产经营设备设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抵押贷款。加快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探索建立信用评级和融资对接机制，强化农业农村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建立信用信息数据库，为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更加优惠、灵活的信贷产品。

（五）拓宽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

一是有效盘活农村集体存量资金资产资源。在确保资金安全、收益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农村集体存量资金的实业投资、资本运作，提高农村集体的资金收益。加快推动农村房地一体的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地籍调查和确权登记，完善产业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筹引领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盘活利用。二是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业态。强化科技引领，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统的作用，大力发展农业高科技、种业高科技。挖掘乡村绿色资源、红色资源、地标产品、非遗文化等优势资源，推进会展农业、文化创意、科普体验、乡村会客厅、沉浸式音乐体验、儿童游乐园、开放读书会等场景建设，大力发展露营经济、公园经济、夜经济、节庆经济等。三是引导农村集体产业转型升级。鼓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企业与社会资本开展多样化合作，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能力，推动农村集体产业空间承载更多智能制造、数字经济、高新科技研发、新型服务业、新型文化产业等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的高精尖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六）建立完善共建共享共赢机制

一是推动集体经济组织联合抱团发展。鼓励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充分利用各自资源优势，通过组建联合社、联营公司等方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优势互补、发展共赢。二是引入社会专业化运营。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资金资产资源入股社会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创新完善专业化机构运营、村集体和农民充分参与的经营运行和收益分配机制，增加村集体和农民的财产性收益。三是促进区域发展带动。注重区域发展对集体经济的拉动作用，通过加强乡镇统筹、区域统筹，在更广的范围内集约高效整合利用集体资金资产资源，参与市区城市更新、产业发展等重大项目投资建设，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融入首都高质量发展大局，共建共享首都发展成果。

成长期青年税务干部履职能力提升路径以厦门税务为例

税收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保障。税收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随着数字经济深入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给传统税收征管模式带来深刻变革，对税务干部履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当前，税务干部队伍呈现明显年轻化趋势。以厦门税务系统为例，40岁以下干部占比高达52．24％，年轻朝气、富有活力的青年干部已成为税收工作主力军。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成长期青年干部（入职6～10年）担任科股级领导和科室骨干的占比较高，成为基层税收工作的中坚力量。然而，税务部门点多面广线长，政策法规变化快，涉税事项复杂繁琐，成长期青年干部普遍面临能力瓶颈、职业发展困惑、工作压力增大、苦乐不均等现实挑战，如何有效提升其履职能力，成为税务系统人才培养的重要课题。

既有研究在税务干部能力提升方面多侧重于宏观制度设计，缺乏深入了解基层干部真实需求的微观视角，难以准确把握关键难点堵点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2023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①和《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②为税务干部培养提供了新的政策指引，亟须结合基层实践探索具体实施路径。同时，随着《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的发布实施，如何将政策要求转化为实践成效，也需要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支撑。

本研究立足厦门市税务系统实际，采用“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的混合研究方法，通过对各基层单位教育培训部门负责人及随机抽取的入职6～10年青年干部开展深度访谈，结合572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成长期青年税务干部履职能力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不仅关注能力提升的表象问题，更着力探究思想认知、心理调适、职业规划等深层因素，力求为新时代税务干部教育培训研究提供实证参考和理论支撑。研究力图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创新：首先，基于大样本实证数据，构建成长期青年税务干部的四类画像，揭示不同类型干部的能力短板和培养需求；其次，创新性地提出“思想认知—心理调适—能力提升—职业规划”四维分析框架，深化对青年税务干部履职能力形成机制的理论认识；最后，结合厦门税务系统的实践探索，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培养路径建议，为推进税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提供有益借鉴。

一、新时代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的重要意义

公务员干部群体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关键力量。2003年，人事部印发《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①，将公务员通用能力定义为：政治鉴别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公共服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学习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心理调适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意味着新起点、新任务，也呼唤着干部队伍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步入新时代，新的机遇与挑战给干部群体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领导干部迫切需要提高的“八种本领”，即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要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能力，勇于直面问题，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断解决问题、破解难题。

党的二十大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标准。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年轻干部必须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全面部署；全会强调，要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完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适应新时代要求、抓改革、促发展、保稳定水平和专业化能力。这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对税务系统干部能力素质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

参照职业生涯发展理论、干部成长规律和干部教育培训规律，可以将税务

干部划分为入职5年及以内（宽基础）阶段、入职6～10年（强主业）阶段和入职11～15年（担重任）阶段，本研究所针对的是入职6～10年（强主业）阶段的干部，也可以将这一阶段干部称为成长期干部。成长期干部作为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对干部能力的新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增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本领，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税收工作的职责使命。

二、税务系统成长期税务干部履职能力现状分析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挖掘青年干部出现不同状态的深层次原因，更加精准地明确青年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困难和其自身认为的合理途径，形成青年干部的初步画像。通过全覆盖式问卷，收集厦门税务系统成长期干部的样本信息，从而验证深度访谈中获得的结论准确性。

（一）个别访谈梳理

1.访谈提纲设计

本研究根据单位所处地理位置、工作职责、干部人数等，将厦门税务系统各基层单位分为大中小局及稽查系列共4类单位，每类单位选取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样本开展深度访谈，了解成长期干部现状和特点，并结合现有培养路径了解具体做法、实践效果及意见建议。

2.访谈开展情况

本研究邀请各访谈单位教育培训部门主要负责人和2名随机抽取的入职6～10年的干部进行访谈，了解青年干部工作现状、培养情况、对提升履职能力的建议和期望组织提供的帮助。课题组成员共梳理总结了9篇相关材料，整理校对了10个小时以上的访谈录音，形成了10万字左右的深度访谈文字稿。基于深度访谈了解到的内容，本研究对成长期干部进行初步画像，总结出成长期干部基本特征，以此编写问卷，进一步了解成长期干部的履职能力需求和痛点，为提出优化工作方式建议打好基础。

（二）问卷调查分析

1.问卷的设计

结合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本研究需要从现状评价、影响因素和未来展望三部分了解青年干部对履职能力提升路径的看法。其中，现状评价主要聚焦干部对单位工作氛围、学习氛围、个人成长情况、工作现状、家庭压力、晋升期

望值的了解；影响因素主要了解干部的优势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未来展望是了解干部期望获得组织何种帮助来提升自我，主要集中在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师资、激励措施、评先评优等方面。本次问卷调查旨在了解税务系统成长期青年干部的工作状态、职业认同感、面临的困难挑战以及对个人职业发展规划和履职能力提升的看法和需求，为进一步提升干部履职能力和工作积极性提供参考依据。

2.问卷的发放及回收

面向厦门税务系统全体成长期干部发放问卷572份，其中有效问卷543份。3．厦门税务成长期干部基础画像在构建成长期干部基础画像前，现行研究者往往对成长期干部进行一定的区分，如将干部区分为中坚、消极、佛系三类青年。通过少量深度的访谈和广泛全面的问卷两种方式，本研究发现，厦门税务系统成长期干部群体在提升履职能力方面认知存在异同，例如，在中坚青年中，有部分干部能够准确地将个人发展与组织、国家发展目标相结合，在处理现有工作得心应手的基础上，希望通过更高层次的领导或专家学者接受系统性培训；部分干部面临本领恐慌，开始意识到需要不断学习以适应工作需要。因此，可以将其划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有志青年，指在工作中干劲十足，奋勇争先；一类称为积极青年，指努力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任务。消极青年并非完全丧失了奋斗意识，只是囿于部分客观阻力而难以做到积极上进，将这部分青年称为半躺青年更为准确。佛系青年客观存在，部分干部在工学压力和家庭责任的叠加下，逐渐将时间精力投入个人生活中，难以调动工作和培训积极性。

因此，在总结较为广泛的相同点的基础上，通过干部对自身状况的描述，试图将成长期干部划分为“有志青年、积极青年、半躺青年、佛系青年”四类，并分别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从思想认知、心理调整、能力提升、职业规划四个维度总结其特点。

一是思想认知维度。厦门税务系统大部分成长期干部工作面貌是积极向上的。从深度访谈来看，基层人事部门负责人认为大多数青年干部是上进的，如Ｓ局人事科科长在访谈中举了几个例子，称赞成长期干部“业务方面较为突出、综合能力优秀的干部到哪个岗位都能很快地独当一面”；Ｃ局人事科副科长将干部大体区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干部占比最多，这类干部“入职就很积极，个人素质强，学习能力突出”。从问卷数据来看，受访对象对自身工作状态的评价偏向正面，79．71％的成长期青年干部对自己目前工作状态的评价是积极的，认为自己在工作中能够应对各种挑战，至少能够胜任工作，做好分内之事并自我调节压力。有17．73％的受访干部认为工作量大、精神压力较大。只有2．56％的受访干部认为工作难以完成，想要换岗位。通过分析调查对象的自身定位可以看出，绝大多数成长期青年干部认为自己是积极青年，占比高达55．94％，其次是有志青年占比31．44％，而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的比例相对较低，分别为7．13％和5．48％。建议针对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群体加强职业引导、组织关怀和有效激励，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和责任心，促进团队整体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的提升。从调查对象对自身工作状态评价和对自己定位之间的关联来看，所询问内容都是干部目前的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结果也呈现一定的强相关。从干部的工作状态来看，大部分有志青年和积极青年认为工作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期盼接受更大挑战；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则认为工作可以完成，稳扎稳打，做好日常分内之事或者工作疲于应付，工作量大面广，精神压力较大。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有志青年和积极青年在工作状态上表现较为出色，而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工作状态不佳现象，需要加强自我调节和工作环境适应。

二是心理调整维度。工作中，青年干部难免会遇到相当程度的困难，如何纾解情绪、调整心态、提升自己的工作积极性是区分干部的重要因素。Ｓ局的一名干部在访谈中表示，作为一名管理员，日常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工作多而散，即使有提升自身的期盼，有时会被工作困住从而难以完成。Ｊ局一名干部用“低需求”来描述自己的心理状态，认为需要有适合自身的工作环境和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工作才令自己舒适。因此，干部积极性较低有着不同的原因。干部如何面对和更好地处理工作中的困难，问卷提供了更多的数据支撑。

就日常工作遇到的困难而言，“工作压力，工作量较大，工作效率较低”和“生活压力、购房、就医、二胎、孩子就学就业等”这两项成为大部分成长期青年干部所面临的共性困难。除此以外，不同类型的干部面临的主要困难存在较大差异。有志青年较多选择了“知识储备压力，存在本领恐慌”，这可能因为他们在追求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更多的工作挑战和学习压力；积极青年较为突出地选择了“生活压力，购房、就医、二胎、孩子就学就业等”和“家庭和工作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矛盾”，表明积极青年在家庭生活和工作中要承担较多任务；半躺青年突出关心的是“工作晋升遭遇瓶颈”，这可能反映了他们在工作中存在动摇和不稳定的状态，同时也可能受到工作晋升方面的困扰；佛系青年关心“工作岗位适配度低，无法得到满足感”，这类青年干部往往认为自身特点与岗位需要存在错位，难以获得满足感，表明他们可能更倾向于避免工作压力，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与家人相处上。见表1。

如表2所示，当被问及思想方面遇到困难，首先寻求帮助的对象时，有志青年首先寻求帮助的对象主要是亲朋好友（66．28％）和本单位行政领导（62．21％），党组织的占比也达到了48．26％，是四类青年中占比最高的。这表明有志青年群体对组织的信任感较强，在面对困难时更倾向于寻求行政领导和党组织的支持。积极青年除了独自承担（66．34％）之外，首选寻求帮助的对象是亲朋好友（88．89％）、同事（66．01％）和本单位行政领导（33．01％），说明这一群体更倾向于求助好友同事解决困难。半躺青年主要寻求帮助的对象也集中在亲朋好友（89．74％）、独自承担（87．18％）和同事（66．67％），参加相关培训（20．51％）来解决困难的意愿在四类青年中最强烈。佛系青年更多地选择独自承担（83．33％），也会选择亲朋好友（80％）和同事（76．67％）作为求助对象。在工作和思想上遇到困难时，有志青年寻求本单位行政领导、党组织的可能性较大，其他三类青年都更偏向于独自承担和向朋友、同事寻求帮助，这三类求助对象在选择占比上基本类似，没有明显区分。

如表3所示，在克服相关困难的同时，不同类型的青年干部对提升工作积极性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有志青年认为单位采取“合理分配工作量”“完善奖惩机制，给予一定灵活空间”和“工作指标透明化、客观化、公开化”有助于提升积极性；积极青年对“合理分配工作量”的期望更加重视，还希望能“改善收入待遇”和“完善奖惩机制，给予一定灵活空间”；半躺青年最关心收入待遇的改善和工作量的合理分配；佛系青年最关心“合理分配工作量”，然后是“改善收入待遇”和“工作指标透明化、客观化、公开化”。

三是能力提升维度。大部分干部的日常工作都面临能力困境和本领恐慌，如何能在兼顾工作的基础上，更好地提升自身工作能力也是必修课。在深访过程中，Ｊ局一名入职前有工作经验的干部指出，税务系统工作相对专业性强，需要快速地学习和完成个人成长，即使是法律、财会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也需要在工作中学习一些相关知识，甚至需要在工作中应急应需学习。当干部存在思想上、工作上的困惑时，更好地利用系统内外组织的培训，也是干部提升

自身能力的关键。为更好地了解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路径，本研究设置了一道排序题，共有6个选项，分别对应深度访谈中提及率最高的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手段，用以了解干部最准确地提升自身履职能力的看法，通过赋权值的方式获得各个选项的综合得分，计算方法为：选项平均综合得分＝（∑频数×权值）／本题填写人次，权值由选项被排列的位置决定，排在第一位的选项权值为6，第二位权值为5，以此递减，结果见表4。

从数据来看，领导同事的传帮带依旧占据了较大的比例，足见导师制的重要意义，而培训进修、岗位自学和在单位内部交流轮岗的综合得分相差不大，可以认为是较为有效提升履职能力的方式，而到上下级单位挂职锻炼和参加专项攻坚团队对干部提升履职能力意义不大，可能原因是这两类工作并不能全面地覆盖青年干部，大部分青年干部提升履职能力还依靠师带徒、传帮带形式。

如表5所示，不同类型的干部都偏向于税收专业技能培训，其次是综合素质提升，最后是政治理论学习。需要指出的是，有志青年相较于其他几类青年干部，对政治理论的学习更为迫切，这可能与这类青年干部对个人提升和成长有着较为清晰的认知，政治敏锐性和主动学习的内驱力较强有关。

具体细分培训内容，针对税收专业技能，不同类型的青年干部关注内容基本相近，分别是税收专业知识、最新政策解读、岗位操作技能和工作难点剖析。见表6。针对综合素质提升，有志青年更看重公文写作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积极青年更看重沟通协调和数据分析能力；半躺青年认为沟通协调能力最为重要，排第二的是心理适应能力；佛系青年选择较为分散，排前两位的是沟通协调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见表7。综合来看，不同类型的青年干部在综合素质提升方面有着不同的重点关注内容，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和指导。

四是职业规划维度。除完成日常工作外，如果干部对自身的发展和成长有着清晰的认识，就能主动且自发地寻求提升自身履职能力的方式。成长规划较完善的干部，往往也能做到“求乎上者，得乎其中”。从深访中了解到，Ｈ局自行创立了一套针对干部的积分机制，对工作规划清晰、肯于钻研提升自己的干部能从积分机制中获得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更能让领导全面客观地评价干部，受到干部的肯定；Ｊ局的一名干部入职时间较长，却表示依旧没有较为明确的工作规划，目前对个人提升的兴趣和成果都不大。因此，干部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准确与否、是否能够利用好自身提升节点中的培训机会，也是干部提升履职能力的重要衡量标准。

不同类型的干部对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前景存在较大差异。如表8所示，有志青年和积极青年表现出较强的明确性，而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整体呈现消极和被动的态度。有志青年更倾向于走上领导岗位、晋升职级以及成为行政或税收业务领域的专家，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有明确的目标和追求，更愿意在工作中付出努力并取得成就；积极青年更看重晋升职级，努力完成工作任务，同时也有一定比例的人希望成为行政或税收业务领域的专家，注重工作绩效和责任心，更愿意通过不懈努力来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半躺青年和佛系青年在职业发展愿景中普遍表现出较低意愿，他们更倾向于干好本职工作或者调整到其他单位，这两类青年干部可能对职业发展缺乏明确规划或动力，更倾向于保持现状或随遇而安。

当问及干部个体对职业发展的愿景时，问卷同样设置了一道排序题，限选三项，因此赋权仅有前三位得分，第一题为3分，第二题为2分，第三题为1分。通过表9可以看出，晋升职级对干部的吸引力最大，其次是成为行政或税收业务领域的专家，由此可以看出，未来为干部描绘工作和个人成长相关愿景时，应当着重勾画前几项中提及的期望，增强干部工作的信心和期望值。

从问卷其他的题项反映的情况来看，不同类型的干部基于目前个人工作经历，希望了解的内容大致相当，依次是各部门工作职能及工作内容、职务职级晋升空间及制度，以及单位提供的学习、培训机会。并且，不同类型的干部对于培训形式的偏好相近，大部分干部都将到外部培训机构参加培训、由单位内部业务骨干当面授课和开展经验交流会排在前三位。

从深度访谈和问卷数据反映的情况来看，厦门税务系统的干部呈现大部分积极向上、少部分状态起伏不定、极少人选择躺平的总体情况。从干部自身角度来看，大部分人能从自身发展角度出发，内心认可需要提升自身履职能力这件事，基本上能够根据组织提供的培养方式找到适合自己的提升方式，但也有干部需要来自身边的帮助才能更好地匡正心态、找到合适自己的定位。从外部环境来看，工作环境是影响干部思想状态的重要一环，领导干部、各级党团组织、工青妇等部门的关心关爱能让干部稳定发展预期，专注于提升与工作相关的履职能力。从顶层设计来看，干部普遍对组织有一定的信念感和信任感，需要用好培训等赋能手段，特别是让干部了解税务工作对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意义，为成长期干部规划个人履职能力提升的职业路径。

三、成长期税务干部履职能力提升的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工作，抓住的是当下，传承的是根脉，面向的是未来，攸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数字化转型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税务系统正经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战略转型，加强税务系统青年工作，提升成长期青年干部履职能力，对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税务干部队伍，推进兴税强国，为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强基工程奠定人力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本研究发现成长期青年税务干部呈现明显的分化特征。态度积极的青年中坚力量，即有志青年和积极青年，内驱力较强，虽普遍面临工作任务繁重、标准要求较高、工学矛盾突出等问题，以及经济压力、人际交往等多重挑战，但只要组织提供适当的平台和机会，这两类干部能够主动提升履职能力。而具有消极倾向的青年干部，即职业倦怠倾向明显的半躺青年和工作热情不高的佛系青年，成因相对复杂。调研表明，此类干部虽能完成基本工作任务，但存在一定的职业倦怠心理，对组织的信任感和归属感不强，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先激发内生动力，再提升履职能力。结合税务工作实际，本研究提出以下分类施策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组织赋能作用，激发积极型干部潜能

针对态度积极的青年中坚力量，关键在于完善教育培训体系，增强青年干部的岗位自信心和职业自豪感，为其履职能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撑。

一是构建精准化培训需求调研机制。调研表明，参与培训学习是成长期青年干部的共性需求，大部分干部主动参与外部培训和内部学习交流的意愿较强。为确保精准施训，需要完善训前需求调研制度，充分发挥教育培训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构建“Ｎ＋1大教育”格局；各基层单位和业务条线部门主动承担培训需求调研职责；教育培训部门统筹收集梳理，科学配置师资资源，精心设计培训方案，实现培训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对接。

二是推广实战化税收专业技能培训。国家税务总局胡静林局长强调，要着力提升包括税法运用能力、财务核算能力、数据应用能力等在内的履职能力，更好地适应数字化转型条件下实施税费“强基工程”的需要。加强税收专业技能培训是成长期青年干部的共同诉求。要紧密结合税收重点工作任务，大力推广实战化培训模式，通过真实案例研讨、现场操作演练等方式，在实战实训中破解工作难题，提升岗位操作技能。同时，充分发挥各级业务标兵的示范引领作用，建立业务难题团队攻关机制，让更多青年干部在协作中积累实战经验，形成人才发展的集聚效应。

三是开展差异化综合素质提升培训。问卷调查显示，不同类型青年干部对公文写作、数据分析、沟通协调、心理调适等综合素质能力提升需求存在差异。在设计综合素质提升类培训时，应采用选修课模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可借鉴厦门市局智慧培训管理系统的成功做法，围绕素质提升主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授课，鼓励全系统青年干部根据个人发展需求自主选择，提高培训的精准度和满意度。

（二）构建关怀支持体系，引导消极型干部转化

针对具有消极倾向的青年干部，关键在于让其感受到组织温暖，增强对组织的信任感，将干部凝聚在组织周围，营造有利于干部成长的良好氛围。

一是思想认知层面，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当前，大多数青年干部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仅有少数干部存在消极倾向。成长期青年干部多为“90后”“00后”，网络媒体成为其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要引导青年干部摆脱消极状态，需要各级领导干部适应青年特点和需求变化，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感召力，运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理解青年、感召青年、引领青年，激发其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二是心理调适层面，建立全方位关怀帮扶机制。调研显示，几乎所有成长期青年干部都面临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压力。各部门、单位应建立常态化的心理状态跟踪关注机制，充分发挥工会、团委、妇委会等群团组织作用，在婚恋、住房、兴趣爱好等方面给予干部力所能及的关怀帮助。完善青年导师制度，发挥其贴近青年、理解青年的优势，通过言传身教营造良好的部门氛围，达到治未病的效果。

三是职业发展层面，制定系统化成长规划指导。成长期青年干部虽已度过入职适应期，对税收工作有了全面认识，但可能对职业发展前景产生迷茫。组织应在这一关键节点制定阶段性培养计划，鼓励优秀年轻领导干部现身说法，通过跨部门、跨岗位、跨层级的培养锻炼，引导和支持。

（三）完善制度保障机制，形成能力提升长效机制

税务机关要将党的二十大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穿干部培养全过程，着力构建“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这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求的具体实践，更是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提供坚强人才保障的战略选择。构建和完善干部教育培训制度体系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必须确保培训内容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和实际成效。培训内容应包括税收专业知识、法律法规、政治理论以及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提升税务干部的数字素养。同时，教育培训部门应优化培训的组织模式，改进培训方法，如采用线上与线下教学、实践锻炼等多元化方式；管理部门需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与税费征管“强基工程”实施及“效能税务”建设相匹配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奖惩制度和职业发展路径，以激发干部的内在动力，为持续提升成长期干部的履职能力提供坚实和长效的制度支持。税务机关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全面推进干部队伍建设的各项任务，整合资源，加强监督和指导。在重视系统培养专业能力，如业务技能、创新思维和应急处理能力的同时，深化品德修养教育，强化廉洁自律、服务意识和道德规范，致力于培养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的高素质专业化税务干部队伍，确保干部忠诚于党、廉洁奉公、勇于担当，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书写税务人的青年干部明确职业定位，激发创新思维，让青年干部充分感受到职业成长各阶段都有组织的关怀时代答卷。

多措并举推进我市人口高质量发展

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是舟山高水平建设现代海洋城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必然要求。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市政协围绕“多措并举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深入调研，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助力构建具有海洋特色的人口高质量发展“舟山样板”。

一、舟山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成效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始终把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纳入党委政府重要工作内容，以《舟山市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2017—2030）》为纲领，切实将人口政策融入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取得如下主要成效：

（一）人口发展态势稳中有进，人口—经济关系协调。一是常住人口微幅增长。2015—2024年，全市常住人口从115.6万人增至117.6万人。青年常住人口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流入流出比约为1.51。二是流动人口持续集聚。2015—2024年，全市流动人口从34.7万人波动上升至47.9万人，其中居住1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比重约为53.5%，呈上升态势。三是城镇人口比重稳步提升。2024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4.9%，较2015年上升7.1个百分点。四是人口集聚与经济发展较为协调。2024年，我市以占全省1.76%的人口创造了2.47%的经济份额，人口密度（817人/km2）与经济密度（1.546亿元/km2）均居全省前三。

（二）人口发展改革举措不断推进。制定《舟山市人口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从多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一是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出台一系列强化生育支持和普惠托育服务的优惠政策。二是深化省际劳务协作，吸引中西部劳动力来舟就业。三是放宽城镇落户条件，落户门槛为省内最低。四是构建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切实保障流动人口福利和权益。五是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为核心的住房保障体系，优化保障性住房配给机制。六是构建海岛幸福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老服务均衡可及。

（三）人才引育工作体系逐步拓展。一是建立“六位一体”引才机制，2020年以来，累计引育F类及以上人才1.7万人、高校毕业生11.2万人。二是实施舟籍学子“港湾计划”，2024年，舟籍学子回舟率超35%。三是创建省级海洋经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为市场化引育高素养劳动者提供服务支撑。四是推进“30分钟职业技能培训圈”建设，提供一体化技能培训服务。五是搭建人才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推出涵盖15个职业生涯阶段的80项增值服务内容。

二、舟山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压力与挑战

当前，我市人口正处于数量压力与结构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人口规模与城市发展愿景不匹配，人口对经济支撑力欠佳。一方面，目前我市人口规模与我市“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常住人口支撑规模存在一定差距，对于即将到来的“十五五”以及更长时期建设“四个舟山”所需的人口支撑度明显不足。另一方面，我市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长此以往，将持续削减经济增长动能。同时，我市劳动力年龄结构偏大，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人口结构与社会发展需要不匹配，人口内生增长动能不足。一是青年人口规模偏小，根据“浙江青年发展综合指数”测算结果，我市18—35岁青年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比全省平均水平低约5个百分点。二是少子化趋势特征显著，全市育龄妇女规模逐年减少，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二孩多孩率均为全省最低，处于超低生育水平，人口自然增长潜力极弱。三是不婚化、家庭小型化成趋势，2015—2024年，全市结婚登记数量从每年最高6663对降至3743对，初婚平均年龄推迟至29.1岁，对舟山青年的调查发现，婚育事项的优先级已降低。四是老龄化水平持续加深，户籍人口平均年龄49.05岁，常住人口老年抚养比达44.2%，社会抚养负担加重。

（三）人口增速与区域发展优势不匹配，人口流动态势存在隐忧。我市流动人口总体呈“快进快出”态势，户籍人口转化率低，人才“边引边流”问题凸显。2015—2024年，全市常住人口总量增幅仅1.7%，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我市户籍人口自2014年起，连续11年负增长，其中18—35岁青年户籍人口占比12.9%。究其缘由，本地青年人口外流形势严峻，在舟高校毕业生留舟意愿不强，流入人口稳定性不高。

（四）人口素质与产业升级趋势不匹配，高端人力资源要素缺乏。一是低技能劳动力高度集聚，2024年，全市流动人口中，初中及以下学历占比78.2%。二是技能型人才结构性短缺，支撑先进制造业发展和世界一流强港建设的技术技能人才储备不足，技术工人和中端人才供不应求，专业对口的高技能人才缺口较大，如2024年全市船舶修造业高级技工缺口达24%。三是高精尖人才引力不足，2024年全市流动人口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仅8.1%，海洋新能源、数字海洋、海洋生物医药、现代海事服务等专业领域高层次人才稀缺。

三、多措并举推进舟山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创新全市人口工作机制

强化人口工作统筹领导。我市作为全省人口形势最为严峻的地市之一，必须将人口高质量发展提升至战略高度，而目前人口工作的合力和协调推进的实效性严重不足。建议将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纳入“一把手”工程，探索人口工作专班化运作或联席会议机制，构建“党委领导、发改牵头、部门协作、群团协同”的一体推进格局，强化跨领域政策联动与资源整合。

健全人口监测与研究体系。整合相关部门数据资源，搭建多源数据融合的舟山人口综合监测平台，赋能我市人口统计分析和动态研判。组织人口发展形势年度会商，重点研究人口变动趋势和机械流动规律，精准识别潜在户籍人口与稳定留居群体，针对性强化人口流入。科学分析人口因素对重大决策、重大改革和重大工程建设的影响，加强人口研究成果在主体功能布局、公共资源配置、城镇化发展、产业集聚等工作中的应用。

完善人口管理服务机制。基于舟山人口现状底数、重要增长极与发展动力源，制定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近远景规划、专项政策体系和分类施策重点，增强对人口集聚、吸纳和承载的服务支撑，较周边城市形成差异化的政策亮点。例如，对于青年人才和产业工人，强化来舟初期住房、社保等基础保障；对于外来就业及随迁人口，重点解决随迁子女入学、家属就业等“后代后院”问题；对于来舟创业者，侧重优化创业补贴、孵化支持等与企业成长相关的配套措施。

（二）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

优化提升婚恋服务。整合人才、民政、文旅和工青妇等相关部门资源和载体，集聚青年交友的强大合力。深化“舟山公益红娘”“千岛之约”“爱舟记”等婚恋交友品牌，开展青年喜闻乐见的兴趣型、学习型、赛事型、娱乐型等文旅体活动，“线上+线下”为单身青年提供牵线配对和跟踪服务。多层次全方位推进婚俗改革试验区建设，借鉴外地做法，协调推进住房家居、婚宴婚庆、旅游购物等市场资源，让利甜蜜经济，提升婚恋增值服务吸引力。推进新型婚育文化建设，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和文明简约婚俗。健全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机制，推动乡镇村社设立辅导站点。

2.健全生育责任分担机制。统筹构建生育、养育、教育、住房、就业、社保等联动融合的家庭友好型政策体系。加大生育经济支持力度，提高多孩家庭阶梯式补贴标准，谋划公办幼儿园全域免费、多孩家庭按月提取公积金等创新举措，以高规格政策切实推动生育引导和优养减负。加强对女性劳动者，特别是生育再就业女性的就业帮扶，积极引育“她产业”，引导企业推出女性岗位和弹性岗位，促进妇女灵活就业。

强化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重点规划和投入2岁以上幼儿普惠托育服务，根据婴幼儿数量和分布情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2岁以下托位设置，稳步增加小月龄托育服务的供给。扩大托育服务供给规模与样态：全日托、半日托应以公办托育机构为主体，转化盘活普惠性幼儿园富余资源，推动城乡社区改扩建嵌入式托育服务设施；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临时托、计时托、寒暑托等；鼓励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等为职工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

（三）提升与重点产业相匹配的人力资本

1.扩容优质人力资源引进。深入推进海洋特色人才港建设，坚持“高端引人才”和“产业引人口”两手抓。布局建设一批高能级双创平台，落地一批高成长性、高科技型的优质产业项目，加速高层次人才集聚。转移人才政策重心，将专本人才纳入人才政策重点目标群体，在专本人才层面出台更具优势和力度的政策，与一、二线城市在人才抢夺上形成差异化竞争，加快青年人才集聚。定向招引数字创意、电商直播、短剧演艺、时尚零售、谷子潮玩等青年主导型产业，建设夜间餐饮娱乐潮玩集聚区，举办各类青年参与度高的优质赛事活动，引进高质量的娱乐产业，吸引更多青年来舟留舟。

深化科教融汇和产教融合。充分发挥在舟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培训基地作用，建立“产业链—专业群”联动机制，紧跟九大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方向，动态调整涉海学科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加快培育重大产业和重点领域亟需的应用型人才。推动龙头企业、产业联盟与高校院所共建科教融合学院、现代产业学院和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创新产业人才的联合培养和精准培养。加大面向流动人口的成人学历教育力度，提升常住人口的文化水平。

拓宽技能人才发展空间。实施新时代“千岛工匠”培育工程，完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鉴定评价、技能竞赛和政策激励体系。进一步向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和重点平台下放人才认定自主权，在海水养殖、螺杆塑机、船舶海工等特色产业推行“一企一策”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推动落实技能人才以技提薪机制，健全“职工增技—企业增效—职工增收”体系链条。完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机制，加大重点行业、重点群体薪酬分配指引服务。

（四）构建以人口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体系

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大力推行居住证制度和新市民积分制度，有效推进居住证持有人和当地户籍人口公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完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居住证量化入学制度，确保在舟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平等享受入学权利。逐步提升持有居住证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提升舟山户籍的含金量，加大对市外人才和优质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减轻和缓冲其他地区人口政策出台后对舟山的冲击与影响。

优化公共服务随人走配置机制。加强全市人口规模结构、空间分布、流动集聚趋势研判，据此做好公共服务发展规划，构建与常住人口和实际需求相匹配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体系，有效应对人口集聚产生的区域性公共服务需求，稳妥有序推动公共服务覆盖流动人口。针对高新区、工业园区等产业工人集聚区，打造产城融合、宜业宜居、低价消费的城市空间环境，做优补强普惠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便民服务配套，在地形成“产业社区一刻钟生活圈”。

加快市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重点在教育、医疗、社保、就业、住房等几个方面发力。比如住房方面，加强公租房跨区域协同保障，精准破解异地工作住房“双困”家庭通勤难题。

（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充分挖潜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完善银发群体就业促进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支持科技型、管理型银发人才弹性延长工作年限，鼓励企事业单位开发适老化岗位，开放社区公益性岗位。推动老年大学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指导、就业服务相衔接，支持富有余力的低龄老人再就业。深入实施“银龄行动”，逐步建立银龄志愿服务网络，引导低龄活力老人参与互助养老、邻里关照、扶残助残、儿童关爱、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等公益行动。

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供给。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依托未来社区建设，配建融合居家照护、日间照料、短期托养功能的养老服务综合体。建立养老服务机构等级与补贴标准挂钩机制，确保有机构养老意愿的老年人住得起、住得好。建立健全老年医疗服务网络，探索由公立医院牵头建立养老机构，重点解决失智失能老人的刚需养老服务。打造老年友好型设施环境，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和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银发经济专项发展规划和银发产业扶持政策，打造“养老+”产业融合生态链。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推广适老化产品，合理引导老年消费从保守型向品质型、体验型转变。加强银发消费市场监管和社会共治，推动市场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常态化打击涉老诈骗，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多提“金点子”开出“好方子”关于提升调研报告质量的几点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实践形式，不仅是我们党百年传承的“传家宝”，更是新时代人民政协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看家本领”。一份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是检验调查研究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是推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的关键环节，更是新时代政协干部提升履职能力、服务科学决策的必备素养。

一、把握定位找准切入点

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具有丰富多样的协商议政形式。因此，准确把握课题总体要求，精准制定调研提纲，是写好调研报告的第一步。比如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会、网络议政远程协商会等一般聚焦党委、政府关注的大事、要事，选题的站位比较高，在制定调研提纲时要更加注重全面性、完整性；对口（界别）协商、重点调研、重点提案督办往往聚焦某一具体问题，调研提纲要更加精练、突出重点；民主监督则要牢牢把握“协商式监督”的定位，在制定提纲时既要注重听取意见建议，又要同步了解相关政策落实情况，在保持监督“辣味”的同时，避免“火药味”。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既要从政治站位上把握，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读懂中央和省委的方针政策，深入研读专家学者的文章，熟悉课题背景，有的放矢地制定调研提纲；又要从调研对象的角度出发，把握“细线条出去才有可能细线条回来”的规律，根据调研对象的不同情况对调研提纲进行分类、分点细化，让调研对象迅速抓住重点、发挥建言主观能动性。比如在今年“推动校地深度融合，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课题中，我们制定了5大类24条调研提纲，面向高校选取其中2大类9项内容调研，面向地方政府选取其中3大类10项内容调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随着调研提纲的精准实施，调研对象就调研内容寻求答疑的咨询频次明显降低，所提问题与建议的针对性和聚焦度进一步提升。

二、深入调查取源头活水

调查研究是倾听民声的重要实践，是滋养笔力的不竭源泉。只有深入调查，才能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摸到“真情况”，拿出“好对策”。

要以“解剖麻雀”的精神，在调研视察上求深。聚焦关键领域、关键环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点位或案例深入调查研究，比如去年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开展“健全共同促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机制”调研，通过分行业、分区域、分规模的调查研究形式，分类、分层听取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百余名民营企业家意见建议，邀请金融机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政策制定部门召开3场分专题研讨会，从不同视角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力求以细求深、以深求真。

要以“量体裁衣”的思维，在调研形式上求新。打破调查研究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根据不同课题的特点和需求，积极创新调研方式、活用现代手段，提升调研实效。比如在开展“增强我省科技创新能力”专题调研时，针对该课题政策性强、专业性强的特点，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了“百名院士话创新”，征询91位在闽和闽籍两院院士的意见建议；在开展“深化我省医改工作，推动‘三医联动’深入发展”专题调研时，我们组织“百千万”问卷调查，点对点倾听“百名院长、千名医生、万名患者”意见建议；在开展“推动校地深度融合，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专题调研时，我们选取国内外先进城市和省内教育资源集中的城市分别开展典型案例分析，做到一题同解、一题多解。

要以“掘井及泉”的劲头，在对比分析上求实。

我们要善于搜集、运用数据，建立多维度的对比坐标系，通过定量分析摸清实况。比如在开展“健全共同促进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机制”专题调研中，我们首次采用多部门、多行业数据，制作数据对比分析报告，开展总体评价、分行业评价、分地市评价、省际比较评价四个维度比较分析，绘制福建民营企业科技创新图谱，为写好高质量调研报告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深耕“思考田”淬炼“真见解”

深度研究是提升调研报告质量的关键环节。调研报告的撰写不是“流水账”的简单加工，而是“情报站”的深度思考。

坚持边调查边研讨，做到及时转化。在调研结束后第一时间对调研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梳理和提炼，做好“三个转化”，即将零散意见系统化、将口头交流书面化、将思维火花概念化。教科卫体委员会近年来创新采用“边调查边研讨”形式，组织调研组成员在调研过程中召开无领导小组式研讨，既碰撞思想火花，又沉淀真知灼见，趁着调研“热乎劲”还没过就着手整理，把委员们的“金点子”、专家学者的“专业判读”、一线工作者的“泥土智慧”迅速提炼转化为调研报告的扎实内容。

坚持把深研细琢、精益求精贯穿报告撰写全过程。我们要主动加强与政府相关部门、专家学者的密切联系，形成调研报告初稿后，积极征求从业人员意见、邀请相关部门共同研讨分析，进一步提升分析的客观性、数据的准确性、建议的可操作性。比如去年我们在起草“推动闽台高等职业教育融合发展”调研报告时，多次赴省教育厅、省委台办等部门研讨咨询，与高职院校和台籍教师代表座谈，反复研判沟通报告的政治性、政策性、实用性，最终形成社情民意信息报送全国政协，得到了全国政协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批示。

我们深知，每一份调研报告都承载着人民期待，关系着发展大局。作为青年干部，我们必将恪守躬行践履的调研初心，永葆建言资政的履职热忱，努力把每一次调研都转化为服务决策的“金点子”，把每一份报告都打磨成助推福建高质量发展的“好方子”，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交出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的民事检察履职路径

优化营商环境可以提振企业投资信心，吸引要素集聚，推动我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以高效公正的司法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一直是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明确要求，国务院、北京市等发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都专设了“法治保障”章节，对涉营商环境保护的司法活动作出了要求。民事检察的效能释放，可以成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契合时代需求与融入发展大局的有力抓手。然而，目前民事检察在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履职实践中，在能力适配度、职能定位精准度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本文以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的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聚焦民事检察履职的重点领域和常见可行切口，以期为之后的民事检察履职提供参考。

一、民事检察参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必要性及面临的问题

（一）民事检察参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必要性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当前，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优化营商环境成为各地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之一。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在2025年2月17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要坚定发展信心，强化全局意识、系统观念、法治精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在营商环境建设的相关因素中，司法环境的建设对营商环境的评价具有重大影响。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价指标的三大支柱以及十大主题无一不与司法领域存在关联关系。检察机关作为司法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及时落实相关精神，参与到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之中。2024年2月，为期1年的全国检察机关“检察服务保障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开展，涵盖“四大检察”各个条线，深化落实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一揽子”检察举措。2025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召开“在服务大局中贡献检察力量”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全国检察机关高质效办理涉企案件有关情况。

民事检察作为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具有天然优势和不可替代性。近年来，民事检察以各种方式加入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以某市检察分院为例，该院2023年受理涉及营商环境建设案件490件，占比54.6%；2024年受理涉及营商环境建设案件647件，占比60.5%，涉营商环境建设案件数及占比较高，案由日趋多样化。

（二）民事检察参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面临的问题

民事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履职实践中，仍然面临着能力适配性不足与职能定位模糊的双重困境。一是部分民事检察部门仍然囿于传统职能、传统案件的处理思路中，未能将专业知识储备、丰富履职手段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大局的需求有效衔接，导致在处理涉企、涉营商环境的案件办理、专项检察、日常检察工作时出现“本领恐慌”，难以精准回应相关专项的融合履职需求。二是受制于民事诉讼的意思自治等特性，相较于其他检察业务，民事检察在营商环境优化方面的手段较为迂回、柔性，其能够在营商环境优化中体现的作用不够明显，效能未获最大程度释放。

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不仅需要实践中的继续探索，也需要理论研究上的突破。然而，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不足。在探索检察职能如何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刑事、行政检察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章较多，民事检察领域的研究文章较少；相关研究文章大多仍以检察传统职能为落脚点和目的地，少有以营商环境优化需求本身为视角、较为体系化的研究。因此，课题组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相关实践为样本和范例，探索民事检察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履职切入点和路径。

二、民事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履职的切入点和路径

（一）维护各行业交易秩序

民事检察作为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重要司法力量，在处理各行业产生的交易纠纷中，应聚焦行业特征和运行机制，紧扣行业交易中的规则争议、行为失范、合作梗阻等核心问题，通过监督、建议、调解等履职手段作用于特定纠纷的解决和行业交易秩序的修复。

一是关注行业内争议性规则，以裁判规则统一推动行业规则统一。行业交易秩序的稳定依赖于统一、明确的规则体系。除一般意义上的合同规定外，行业内会在相关交易实践中形成其独特的交易规则、商业惯例，但这种商业惯例并没有明文规定，容易产生规则理解、适用不统一的乱象。民事检察即通过个案监督和检察建议，推动司法裁判规则形成统一规则指引，将模糊的行业“潜规则”转化为明确的法律标准。如在办理某大型超市买卖合同纠纷案中，针对连锁超市交易模式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全面梳理零供纠纷特点，向该公司发送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引导形成大型商超零供交易结算标准的统一规则，为行业交易构建稳定的制度框架。

二是关注行业内不规范行为，以纠正法律关系认定和检察建议制发参与行业治理。行业交易中的不规范行为，一般以违反法律法规、行业内交易规则、交易中各方合同约定为表现形式，直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扰乱正常交易秩序，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民事检察以“个案监督纠偏＋行业治理预防”模式，及时遏制不规范行为。以融资租赁为例，融资租赁实践中存在确认收货程序不规范、不履行后收回融资租赁物手段不合法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检察机关通过生效裁判监督精准识别法律关系，认定行为性质和相关责任，并通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引导企业合法经营。如在办理某股份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案中，面对出租人未将融资租赁物交付单原件及时留存导致的法律关系认定不准确，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出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抗诉后获法院改判。

三是适时引导和解，打通交易堵点。纠纷解决的目的是促进交易的继续，而非仅为定性。面对纠纷造成的交易僵局，民事检察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开展矛盾化解工作，恢复各方破裂的交易关系。如某典当公司执行异议之诉纠纷案，检察机关促成两家公司达成4000万元的和解协议，使典当公司收回4000万元债权，房地产公司因此摆脱了债务负担，保住了42个家庭的住房。

（二）保护企业的财产利益

通过法律监督权的行使，矫正司法行权中的偏差，实现资源分配的实质正义，保障营商环境司法要素的稳定、准确运行。在办案的监督必要性评估方面，是否能够通过监督为申请监督的企业挽回实际的经济损失，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保护企业的财产利益是民事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最直观的着力点。

一是关注在责任认定上不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生效裁判监督。在民商事司法裁判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直接决定企业诉讼财产利益的分配格局。自由裁量权原本是部分法律规范为保持弹性与生命力采取的立法技术，为裁判者处理个案时留下一定的空间。但因为裁判者主观因素的加入，即便带有明显偏向、不合理的行权裁判结果也可以经过解释合法化，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在此种情况下，民事检察通过个案的监督和类案的分析，构建“错误识别—规则提炼—标准统一”的监督范式，保障涉企民事裁判的公正和统一，为企业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司法环境。如在湖北某置业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中，检察机关发现原审法院越过合同约定直接酌定合同责任，遂通过抗诉改判，纠正法院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行使。

二是强化对涉企执行活动的监督。执行程序作为司法裁判向实体权益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其运行质效直接影响企业诉讼财产利益的实现程度。在对执行活动的监督中，民事检察从执行机关的执行权行使和被执行人的不当行为双向履职，使实体裁判真正发挥作用，保障企业的胜诉权益得以实现。一方面，民事检察关注执行权实施的合法性，对执行法院怠于执行、遗漏被执行人财产线索、违法强制执行行为等情形进行及时监督，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执行法院纠正。另一方面，民事检察关注被执行人的串通拒执等行为，通过生效裁判监督等否定被执行人为拒执虚构的法律关系，打通财产执行堵点。如在蔡某返还原物纠纷案中，检察机关发现被执行人公司与其关联的某公司虚构长期租赁关系，将涉案被执行房屋以不合理低价租赁，从而达成涉案房屋无法被执行的局面。抗诉后法院采纳改判，涉案房屋也得以腾空执行。

（三）推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完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企业内部治理的完善能够有效规范企业内部权力运行，提升交易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带动整个行业形成良性市场竞争氛围。民事检察在处理涉及公司内部管理、劳动争议等纠纷时，精准识别企业在内部结构、管理决策、风险防控方面的制度性缺陷，并通过提出监督意见等方式明确企业内部各方权责和关系，推动企业建立健全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完善自身管理方式，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一是关注股东、董监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背信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整治。部分企业因管理权限不清、结构混乱，存在股东、董监高等超越权限替公司作出意思表示，背信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为公司带来极大风险，也为交易带来不稳定因素。民事检察通过对法人意思背后的签约人代理代表权限进行穿透式审查，深查企业的股东、董监高在企业间拆借等交易中的背信行为，并正确认定法人意思表示效力，避免背信行为产生不良后果。如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检察机关发现公司股东未经法定代表人授权，在约定24%利息的3500万元借贷合同中替公司加盖公章。检察机关通过对公司内部管理、权责结构的调查核实，以涉案合同不能对公司发生效力为由抗诉，获法院改判。

二是关注劳动者权益保护。劳资关系不仅关乎企业内部的人员和谐，更能够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企业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为整个营商环境的平稳运行打下基础。民事检察在劳动者权益保护工作中保障劳动者获得合理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等合法权益。以贾某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抗诉案为例，检察机关通过调查核实，查明案涉工程四次转包及违法分包的基本事实脉络，找准转包人、违法分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具体法律规定，抗诉后法院再审改判追加连带责任人，使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实质性救济。

三、民事检察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优化措施

（一）切实转变观念，提升服务保障营商环境的各项能力

一是转变观念，主动打破“就案办案”“坐等监督”的传统思维桎梏，从被动回应问题转向主动谋划服务，将“护航营商环境建设”融入司法办案全流程。检察机关需树立大局意识，深刻认识到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民事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的作用。在涉企办案履职中，应主动思考纠纷发生的原因和案件处理对营商环境的影响，将依法平等保障企业权益和维护市场公平秩序的理念贯彻始终，真正实现案件办理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统一，将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是加强能力提升，围绕金融、知识产权、公司法等涉企、涉营商环境领域，培养既精通法律适用又熟悉市场理论、行业规律、现代企业制度的民事检察人员。如通过系统的法律政策培训、模拟办案演练、跨区域业务交流等，让民事检察人员在办理涉企案件时，能更好地理解企业经营模式，准确适用法律，提升案件办理质效，为企业提供更优质、更专业的司法服务。

（二）聚焦主责主业，高质效办好涉营商环境案件

一是以生效裁判监督促进标准统一，恰当其责。民事检察应深化对涉企民事案件生效裁判的全面审查，对涉企案件中涉及营商环境的要点和透露出的问题予以及时关注，聚焦法律适用、事实认定、程序合法性等核心要素，关注涉及营商环境的关键法律争议点。同时，强化与法院、上级检察机关的协同联动，通过建立案例共享库、联合制定裁判指引、开展疑难案件会商等方式，共同研讨涉企案件法律适用难点，形成统一裁判标准与司法共识，以规范、稳定的司法裁判增强企业对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信心。

二是加强执行监督力度。民事检察应建立常态化、动态化执行监督机制，推进对涉企执行的各环节、全流程监督。结合专项、大数据模型强化对强制执行措施的监督，对法院怠于执行、被执行人拒绝执行等行为进行及时监督，保障企业的胜诉权益得以实现；依法纠正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情况，防止过度执行、违法执行，维护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秩序，让实体诉讼、解决纠纷的效果在合法轨道内得到落实。

（三）参与社会治理，打通营商环境堵点

一是充分发挥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作用。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参与涉营商环境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民事检察应从建议制发的各环节入手，提高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制发的科学性、针对性，注重检察机关作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制发主体的中立性、谦抑性。在建议制发过程中，应广泛征求相关部门、企业和专家意见，对建议内容进行科学评估，确保建议切实可行、能有效解决问题。同时，检察机关应秉持中立立场，避免过度干预，以推动问题解决为导向，促进相关部门完善制度、改进工作，消除营商环境中的制度性障碍。

二是做好普法宣传工作。普法宣传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发生，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推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民事检察应主动深入企业、市场开展调研，了解企业经营发展中的痛点、难点与法律需求。应加强系统普法，帮助企业全面防范风险；加强针对性普法，向企业普及常见法律风险与应对措施（如“检察护航App”综合检务服务平台），实现与企业的实时交流和对企业的精准服务，提供个性化的法律指导，让企业知法懂法，共同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综上，要彻底解决能力适配性不足与职能定位模糊的困境，仍需民事检察部门切实转变观念，主动融入大局，持续提升专业素养并高质效办好每一件涉企案件。展望未来，民事检察应进一步深化履职探索，将个案监督与类案治理、司法办案与社会治理更紧密结合，不断优化履职路径与措施。通过更精准的裁判规则引导、更有效的执行监督、更优质的法律服务供给，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协同治理，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中贡献更坚实的检察力量。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运用问题与对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并成功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现全面从严治党重大理论、实践和制度创新，并推动写入党章等党内法规，内涵不断丰富、效果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在准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下简称“四种形态”）上巩固深化，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发挥层层设防作用。在实践中，如何正确运用“四种形态”，是监督执纪者需要研究探讨和回答的重大课题。

一、实施背景及重要意义

2016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明确作出工作部署，要求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运用好“四种形态”。201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把“四种形态”写入总则部分。其中，第七条规定，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四种形态”由此被引入党内法规制度，成为党内监督工作的重要遵循。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部署作风建设工作时，重申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条增加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内容，把这一纪律建设的创新成果提炼为党规党纪。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处分、组织调整成为管党治党的重要手段，严重违纪、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适应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秉持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方面的系列新理念，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充分体现对干部的严管厚爱，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实践运用中遇到的问题

（一）对主体责任认识不清

全面从严治党、把握运用“四种形态”的主责在党委。但实际工作中，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对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认识不清不透，片面把落实主体责任等同于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一谈到“四种形态”，就把工作全部推给纪委，想当然认为这是纪委的责任，结果造成党委重视不够，主要表现在开展谈话提醒的党组织数量偏少。

（二）对形势任务误读误判

一些纪检监察干部错误判断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认为“四种形态”强调“抓早抓小”，应用“第四种”形态将大大减少，觉得自己的责任变轻了，纪委监督力度变小了。尤其是一些办案能手和部分刚转隶的同志，还停留在以“大案要案”“追赃金额”论英雄的传统观念，不屑于运用第一种形态，也不善于运用谈话提醒、约谈函询、诫勉谈话等方法措施开展工作。

（三）对情形运用畸轻畸重

“四种形态”针对违纪程度由轻到重给予相应的处理措施，具体情形的把握运用有一定难度，特别是相似情形之间把握与转化，若非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很难做到精准适用。实践中，有的纪检监察机关本意是想“依葫芦画葫芦”，却因不得要领、抓不住违纪构成要件而“画成瓢”，出现适用不当、“畸轻畸重”的情况。

三、正确领会“四种形态”内涵实质

要正确运用“四种形态”，首先必须准确领会其实质内涵，准确把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适用情形，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章、党规为准绳，准确定性、恰当处理。

一是准确认识“四种形态”的实质。“四种形态”是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具体应用，是对“树木”与“森林”关系认识的深化。通过深入研究“树木”与“森林”二者关系，正确把握全局，准确判断，区别对待，综合运用批评教育、轻处分、重处分或执纪审查等方式，立足于“防”“治”，辅之以“惩”，分类处置各种违纪行为，通过惩治“极少数”，震慑教育“大多数”。“四种形态”涵盖了所有违纪问题，而且在适用对象上，既包括所有党组织和党员，也覆盖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

二是准确认识“四种形态”的作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举措，也是纪委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的有力抓手，目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四种形态”是实现标本兼治的有效路径，既体现了“惩”，又体现了“治”，惩治结合，综合应用。全面从严治党，要挺纪在前，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把纪律挺在前面，就要用准用足用好“四种形态”。发现问题就要严格执纪，抓早抓小、动辄则咎，体现对党员干部的严管厚爱；对引起严重后果的就要严肃问责，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

三是准确把握应用“四种形态”。“四种形态”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构成一个完整的监督执纪问责体系。要实践好“四种形态”，必须紧紧扭住“第一种”形态不放，用足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谈话函询，把住第一道关口，避免第一种形态就能处理的问题，却放任发展成第二种、第三种甚至第四种形态。及时应用“第二种”形态，发挥好“惩戒”功能，通过党纪轻处分或组织调整，防止党员干部越陷越深。果断应用“第三种”形态，发挥其“挽救”功能，对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的，通过党纪重处分或重大职务调整，防止党员犯罪。坚决应用“第四种”形态，发挥好“震慑”功能，对严重违纪违法的，要依纪依法立案审查调查，直至开除党纪、开除公职和移送司法机关。

四、如何正确使用“四种形态”

在监督执纪问责工作中，要准确运用“四种形态”，用好纪律这把管党治党的“尺子”，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将“四种形态”落实到监督执纪全过程，贯穿于监督管理、线索处置、纪律审查、执纪审理等各个环节，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升。纪检监督部门应当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注重运用第一种形态。“四种形态”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具体路径，要实践好“四种形态”，就要紧紧抓住“常态”不放，用好第一种形态。第一种形态以“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为主要方式，源于我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但更加凸显纪律要求和问题导向，强调既是纪委监督责任，更是党委主体责任，要求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建立分级分层谈话提醒制度，对本级党委和下级党委主要领导、班子其他成员、部门负责人的谈话提醒责任进行界定明晰，通过分层逐级报告制度将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传导到各级党委和各部门。

二是坚持严管中体现厚爱。当前，一些党员干部担心事情干得越多、出错也越多，不敢担当、不敢作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在具体运用“四种形态”中，要保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符合党纪从轻减轻情节的和容错纠错制度的，要落实从高一级形态转化成低一级形态。而且在运用“四种形态”处理党员干部时，要始终不忘做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对于第一种形态的，在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的同时，要鼓励他们严格自律，积极工作；对于第二种形态的，在实施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的同时，要帮助他们认错改错，放下思想包袱，鼓励其继续认真工作；对于第三种形态的，在进行重大职务调整、党纪重处分时，不要“一棍子打死”，要给予政策和出路，鼓励他们悔过自新，不要“破罐子破摔”；对于第四种形态被移送司法机关的，要引导他们真诚悔错悔罪，正确对待处理结果，不要怨恨组织埋怨他人，尽量化解报复社会的隐患。

三是综合把握形态转化条件。“四种形态”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形态之间是可以有条件转化的。实践运用中，纪检监察机关要在严格依据党纪党规量纪的基本前提下，综合考虑个案是否存在违反政治纪律问题、配合组织审查和认错悔错改错态度、违纪行为后果及其影响、被审查人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意见和本人平时表现、违纪时间节点、是否符合容错纠错制度、从轻从重减轻加重情节、退缴违纪所得情况、其他同类违纪案件处理情况等因素，认真对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央纪委办公厅《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统计指标体系（试行）》等规定，严格程序规范，压缩自由裁量空间，符合转化条件、确有必要的，经集体研究和必要程序，才能从低一级形态转化为高一级形态或从高一级形态转化为低一级形态，提高转化的精准度，避免畸轻畸重现象产生。四是严肃问责强化责任追究。

在纪律建设中贯彻落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既要靠内在自觉，也要靠外力推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用好问责利器，强化问责实效，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一级压一级，层层传导压力。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要上追领导责任、党组织的责任。巩固扩大压倒性态势，态度要坚决，目标要明确，也要讲究方法、策略，务求实现惩治目的。用实第三种形态，着眼“治病树”，综合施治，筑牢防止犯罪的“第三道防线”；用准第四种形态，坚决“拔烂树”，着力实现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良好社会效果。对政治问题与腐败问题交织的，要坚决动用第四种形态处理，切实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进步，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为农村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要“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涉农主体通过数字化技术获取金融服务”，进一步凸显了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作用[1]。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指出“要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让金融服务更好地惠及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在此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广泛的覆盖范围、深入的使用程度以及高度的数字化水平，有效提升了农村资本的总量与配置效率，为农村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2]。

然而，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农村金融供需矛盾凸显、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不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数字普惠金融深化，延缓了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因此，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对于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文章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实践策略，旨在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能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一、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

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涉及多重层面的复杂概念，而数字普惠金融正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关键力量[3]。文章从农村经济发展的四大核心维度，深入探讨了如何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独特优势，以提升资本的总量与配置效率，为实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在以下方面。

1.增强农村经济发展动力

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农村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发展水平的限制，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农户在贷款获取上面临诸多困难。数字普惠金融的兴起，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凭借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以及信息网络这一传播媒介，数字普惠金融突破了地理限制和成本障碍，极大地扩展了金融服务的触达范围，为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2.推动农村经济结构优化

面对经济发展瓶颈，农村经济亟需调整结构，而金融创新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数字普惠金融以技术创新提升信息效能，高效配置农村资本，引导资源向环保、高附加值项目倾斜，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4]。这种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增强了农业产业链的管理实效，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为农村经济的绿色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3.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质效

数字普惠金融将现代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于普惠金融实践之中，展现出共享高效、成本低廉、门槛降低等显著特征。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更加普惠、创新、高效，能够有效降低农村金融服务门槛和成本，进而缓解金融供需失衡的问题。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不仅增强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活力，还为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成果共享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金融服务门槛，使得更多农村居民能够享受到便捷的金融服务。一方面，其打破地域与金融服务壁垒，让偏远地区农民也能通过便捷获取金融资源以发展产业，增收致富。例如线上小额信贷助力农户创业。另一方面，数字支付体系完善，农产品交易更顺畅、利润分配更均衡。涉农补贴通过数字渠道精准发放，切实保障了农民的权益，让发展红利惠及每位村民。

二、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

1.农村金融供需矛盾凸显

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成为制约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对金融资源的需求极为庞大。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农村居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并呈现出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趋势。无论是在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领域，还是在乡村旅游、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农村金融资源的供给严重不足。近年来国家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引导金融资源向农村倾斜，但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仍然稀缺、普惠金融业务种类单一，且网点布局缺乏合理性。这使得许多农村居民难以获得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在偏远地区，金融服务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供需矛盾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农村信贷需求的旺盛与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不足。由于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民经济规模小、稳定性差，缺乏足够的抵押物和担保条件，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在风险评估和信用评定方面存在困难，使得许多有潜力的农村项目难以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供需矛盾还体现在金融资源的城乡分布不均衡上。金融资源多数集中于城镇地区，而农村面临较大的资源缺口。这不仅限制了农村经济发展，也加剧了城乡发展不平衡。

2.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落后

尽管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的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相较于城市地区，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仍存在诸多不足，严重限制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与深化。1）网络覆盖与质量不足问题突出。虽然农村区域已基本实现网络覆盖，但网络速度和稳定性仍难以满足数字金融交易对实时性和安全性的高要求，特别是在部分偏远地区，网络信号弱、带宽低，不仅影响了农村居民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体验，也增加了金融机构提供远程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风险。2）金融基础设施数字化水平低是制约因素。许多农村金融机构仍依赖传统的纸质文件和人工操作方式，缺乏高效、安全的数字化管理系统，这不仅降低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增加了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和风险。3）智能终端设备普及率低限制了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由于许多农村居民缺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设备，无法便捷地访问和使用数字金融服务，这影响了他们对数字金融的认知度和接受度。4）农村地区的支付结算设施相对滞后，难以满足数字金融交易对便捷性和安全性的要求，许多农村金融机构仍依赖传统的现金交易和手工结算方式，缺乏高效、安全的电子支付系统，这导致金融交易成本与风险大幅上升，严重制约了数字金融服务的全面普及与深入发展。

3.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不高

在农村地区，由于教育资源相对匮乏，许多居民在新型知识与技术的学习及应用上相对滞后，特别是对于数字金融这一新兴领域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知。许多农村居民对数字技术不熟悉，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设备的操作使用存在困难，这直接限制了他们访问和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能力。同时，金融知识的缺乏使得农村居民对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缺乏足够的了解和信任，他们往往对数字金融持怀疑态度，担心资金安全，不愿意尝试使用数字金融服务。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不足，不仅影响了数字金融服务的普及和深化，也制约了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此，通过加强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教育，提升其数字金融素养，成为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1.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农村金融供需矛盾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经济与金融紧密相连，金融成为驱动农村发展的关键力量。“三农”领域活力强劲，对金融服务需求日益旺盛，反映出农村经济转型对金融的高度依赖。为有效缓解农村金融供需矛盾、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应采取以下措施。1）紧密贴合农村需求，加速农村金融数字化变革。结合农村实际情况，深入探究涉农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农户等群体的特定金融诉求，为其量身打造差异化的数字金融产品，不断激发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活力。加强农村金融网点的布局与建设，优化网点配置，扩大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确保金融服务能够全面惠及小微企业、弱势群体等普惠对象，有效填补农村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空白，显著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负担。2）建立完善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政策体系，发挥政策导向作用。鼓励本地金融机构积极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探索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的新路径，全方位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且日益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通过政策激励和市场机制构建，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农村地区的金融资源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应用范围。3）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效能，守护金融安全与稳定大局。在促进农村金融创新时，需加强对金融产品、网络安全及个人信息保护监管；平衡创新与风险，构建优质环境，确保农村居民享受安全便捷服务，助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2.加强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基石

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深入发展，应从多个方面加强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力度，通过升级网络设备和优化网络架构，显著提升农村地区的网络速度和稳定性，并确保宽带网络能够覆盖到农村偏远地区，为农村居民提供便捷、高效的网络服务，奠定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基础。在金融设施数字化程度方面，要积极推广智能终端设备，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提高农村地区的金融信息化水平。同时，加强农村支付结算设施建设，对普惠金融服务点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安装POS机、自助服务终端等设施，方便农村居民进行金融交易，降低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在农村征信体系方面，应建立健全征信体系，全面收集、整合和分析农村小微企业和农民的信用信息，为金融机构提供准确、全面的风险评估和信用评定依据。推动征信数据共享机制的建设，促进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征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提高数据价值的利用效率，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成本，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提升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促进数字普惠金融深入发展

在当今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背景下，农村地区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领域，提升农村居民的数字金融素养显得尤为迫切。为实现这一目标，需多管齐下。1）需持续强化金融知识普及。各村应定期办讲座，邀专家用通俗语言并结合实例向村民讲解如何合理利用农业生产贷款等，深入讲解储蓄、贷款、理财等基础金融概念，让村民真切感受到金融工具对农业发展的助力。2）开展针对性的数字技能培训至关重要。针对农村智能手机普及但使用率不高的现状，应举办智能手机操作与数字金融App使用专场培训。培训人员需耐心细致地教导村民如何下载银行App以及进行线上转账汇款、查询农产品市场价格信息等实用操作，逐步消除村民对数字金融的陌生感和畏难情绪。

构建完善的农村数字金融教育生态体系不容忽视。应鼓励金融机构与本地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发适合农村学生的金融素养课程，培养未来的“金融明白人”。同时，充分利用农村广播、墙体广告等多种宣传渠道，广泛宣传数字金融政策法规，营造浓厚的数字金融学习氛围，全方位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扎根生长，为农村经济的腾飞注入强劲动力。

四、结束语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的背景下，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问题及策略。通过全方位、系统性探讨，认识到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及面临的诸多挑战，并提出针对性对策。未来，相信在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数字普惠金融将更好地服务农村经济，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贡献更大力量，助力农村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我国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提出，“加快发展西南地区丘陵山地特色农业，积极发展高原绿色生态农业”。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产品种养，推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西藏、青海、云南等高原省份相较东北部、中东部等省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耕地条件落后，难以发展规模化农业。因此，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将成为高原省份突破农业基础条件落后限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基本情况

传统农业高度依赖地形平坦、土壤肥沃的耕地资源，但我国优质耕地资源相对稀缺，且分布不均衡，全国耕地面积19.29亿亩，平原地区仅占比12%，高质量耕地集中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区域；高原、丘陵、山区等地形合计占比近67%，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四大高原总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占比约36%，难以运用现代农机设备进行规模化农业耕作。相较而言，美国的平原占比50%，其中中北部大平原拥有超过25亿亩优质耕地，通过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能显著提升农业生产质效。

西藏、青海位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多雪山冰川，水资源丰沛，但严寒、土壤贫瘠、生态脆弱等因素制约了多元化农作物种植，农产品以青稞、小麦等耐寒农作物及牦牛、藏羊等为主。2024年，西藏农业总产值361.92亿元，青海为534.14亿元。内蒙古高原含内蒙古大部及甘肃、宁夏等部分区域，西部以戈壁、沙漠为主，东部以草原为主，草原面积占比超80%，是重要的畜牧业产区，以玉米及牛羊等为主要品种。2024年，内蒙古农业总产值4832.59亿元，甘肃为2930.85亿元，宁夏为933.63亿元。黄土高原含山西、陕西部分区域，是水土流失最严重和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地表破碎、沟壑纵横、植被覆盖少，但黄土覆盖厚、颗粒细、土质松软富含养分，盆地和河谷地形有利于农耕，以小麦、高粱等为主要农作物以及油菜、乔木水果等为特色作物。2024年，陕西农业总产值4704.41亿元，山西为2341.38亿元。青藏、内蒙古高原土地相对平整，但耕地贫瘠，适合发展高原畜牧业，其发展重点为种植养殖耐寒耐旱的动植物品种；黄土高原土地肥力相对较好但生态环境脆弱，发展重点在于种植适宜特有气候和地形地貌的特色作物。三大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核心在于通过投资高标准农田、温室大棚等基础设施，引进现代化农机设备，培育耐寒耐旱优质品种等方式，持续提升农业生产端质效。云贵高原含云南东部、贵州大部，多峡谷和小型山间盆地，受多条河流切割，地形破碎，但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和适宜气候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以花卉、热带亚热带水果、牛羊等为主要作物。2024年，云南农业总产值6846.86亿元，贵州为5109.12亿元。

二、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的瓶颈

（一）产业环节联结不紧密，产业体系外循环不畅通

产业环节联结不紧密体现在空间和主体合作两方面。一是高原地形地貌导致交通物流不便，细碎化的耕地空间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生产端到加工端空间距离远，增加了初级农产品的单位运输成本和损耗。二是产业主体联结不紧密，高原特色具有农业精细化分散化的特点，难以形成东北大农业模式下的规模化主体，生产端和加工端涉及众多小规模农业主体，主体集中度低，相互间竞争激烈，难以形成长久稳定的合作关系。

终端市场是产业价值实现的最终环节，缺乏与非农产业的协同融合。一是初级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和运输半径有限，在终端市场价格低且波动大，高原主要集中于我国中西部，而主要消费市场在东部沿海，产业远离市场终端，仓储物流成本高。二是加工环节更多基于农产品本身的特性，如加工为果干、饮料等食品，收益空间有限。事实上，农产品通过精炼提炼等方式，是化工、生物医药等非食品行业输入端的重要来源，如对三七、天麻等特色中药材精加工，形成特有的草本牙膏、洗发水等日化用品；从蓝莓、葡萄等水果中提取的花青素是重要抗氧化剂，主要应用于生物医药、抗衰老等领域。三是特色优势品牌效应不明显，产品在市场终端接受度低，品牌溢价难以支撑产业价值空间，特色农产品市场价格长期低位运行，如昭通苹果品质较好，但终端品牌影响力不足，市场接受度低。

（二）科技创新能力弱，装备对外依存度较高

中西部高原省份科技水平滞后，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产业投入端的研发和转化能力弱，农机装备等生产资料依赖对外引入。一是花卉、坚果等特色农产品种子的生物育种、基因育种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且投入较低，品种大部分从省外和国外引入，种子购置成本占生产成本比重高。二是非农科技对农业支持不足，尚未建立卫星遥感技术、自动化监测系统等对温、光、水、土等农作物生长环境和数据进行监测。三是高端农机装备、生产技术等严重依赖引进，由于农业产业技术和装备的研发投资回报率较低，对农机装备、农业技术自研不足，如高效水肥一体化设备等严重依赖从荷兰等国进口。

（三）产业投资不足，缺乏多元化资本投入

高原普遍存在的山地、丘陵等地貌导致耕地细碎化严重，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差，农田配套田间道路、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建设难度大。一是耕地细碎化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对坡地、丘陵等地形平整和集中连片的投入大、周期长。二是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大，细碎耕地分布广导致水利、能源等农业基础设施存在投资大、回报率低、周期长、风控难度大等问题，覆盖的耕地面积较少，综合效益低，以小型农业基础设施为主，高度依赖财政资金支持，进而加重了高原省份财政负担。如全国高标准农田亩均投入3000元，其中，平原亩均投资2700元，丘陵亩均投资约3500元，山区则为5000元，高原地区尤其是云贵、黄土等高原以山地居多，土地细碎化问题严重，对土地平整、集中连片等基础投资远高于东北、华北等平原地区，部分地区投入超6000元。三是高原设施农业项目融资难，受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生物资产价值不稳定、专业农机装备变现能力弱等抵质押因素限制，同时农业企业普遍信用评级低，难以通过自身或第三方担保等方式融资。精深加工、仓储等中下游环节设施投资大，主体经营财务压力大。

三、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及模式

（一）现状

云南在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过程中，土地要素存在天然短板，土地面积超39万平方公里，山地、坡地等占比近90%，高黎贡山、哀牢山、横断山脉等高山以及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江河交错纵横导致耕地分散，规模化农业生产难以形成。但云南地处低纬度地区，垂直气候明显，光照、水、生物等资源丰富，土壤优质，培育出了多元化、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农作物。通过农业科技、互联网技术等，向上下游延伸产业链，横向拓展关联产业分支，构建了高附加值、多环节的高原特色现代农业。2024年，云南粮食产量1993.5万吨创历史新高，较上年增长19.5万吨；农产品加工产值突破1.5万亿元，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由2015年的1.1∶1提升至2024年2.3∶1，茶叶、鲜切花等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保持全国第一。

（二）发展模式

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已成为与东北机械化规模化农业、江南渔稻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并列的特色农业模式，对不同高原地区发展特色农业具有启示借鉴。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是要素创新配置的农业模式，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削弱了土地约束，发挥光照、水等自然资源优势，将现代农业科技融入重点农业细分领域，并通过产业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提升价值空间。

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发掘特色农业产业细分。通过顶层规划设计，确定重点农业发展目标，通过“有形的手”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省级层面因地制宜聚焦“1+10+3”重点产业，确定“‘粮食+茶叶’、花卉、蔬菜（食用菌）、水果、坚果（核桃和澳洲坚果）、咖啡、中药材、牛羊含奶业、生猪、‘乡村旅游+烟草’、甘蔗和天然橡胶”重点农业领域。其中，茶叶、花卉、食用菌、坚果、咖啡、橡胶等高价值特色农产品及肉牛存栏数稳居全国第一，中药材可进一步加工为日用消费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甘蔗和天然橡胶则进一步加工为糖等战略性物资。通过结合不同区域的特殊自然资源，构建高附加值、高品质、多元化的特色农产品体系。

新质生产力赋能，促进生产要素优化创新配置。在缺乏地势平坦、集中连片的优质耕地条件约束下，发挥高原特有的光照富裕、水资源丰富、植物品种多样性、优质土壤、气候多样等自然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差异化农产品。科技赋能农业产业，通过多年生稻育种、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无土栽培、智能农机装备、数字化系统等农业科技赋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结合。如多年生稻育种包括越冬套作等配套栽培技术，实现水稻一次栽种多年收割，颠覆了传统水稻种一次割一茬的种收方式；运用农业无人机技术，实现坡地、高山等地形的农业耕种。主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53%，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60%。资本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2021年以来，累计投入超30亿元支持种质资源保护和种业基地建设。2024年，农业投资达1180亿元，规模连续3年保持全国前列；云南成为同时布局畜禽遗传资源基因库、水产资源库建设项目和农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的唯一省份。

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向上下游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进行关联产业融合，拓展价值空间和市场范围，吸纳更多元化的涉农主体参与产业体系。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价值提升的重要途径，初级农产品价值空间有限，通过农业产业链的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终端品牌等纵向强化和延伸，有效拓展农产品价值空间和市场半径。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将特色农业产业化集群化，建设花卉、云岭肉牛、天然橡胶、咖啡等7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以及55个国家级产业强镇。基于中药材、坚果、鲜花等特色优势农产品，突破初级农产品低经济价值束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并向中下游延伸，对三七、天麻、铁皮石斛等特色中药材进行精深加工，形成特有的草本牙膏、洗发水等日化用品。对核桃等坚果品种、玫瑰等花卉进行转型升级，创新核桃饮品、核桃油、鲜花饼、花果茶等产品，有效延伸产业链。建设冷链设施产业集群，提升仓储物流效率，不断扩展初级农产品的市场半径，促进“产出端—加工端—市场端”更紧密的联结。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是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由此决定了农业地标品牌建设的显著重要性，借力互联网直播、跨境电商等渠道，打造“普洱茶”“小粒咖啡”“褚橙”等终端特色品牌，推动野生菌等特色蔬菜远销全国150个大中城市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扩大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的市场空间。依托高原特色农业进行“农业+文化+旅游”融合的横向拓展，打造精品咖啡庄园、云茶山庄、特色小镇等集特色农产品、文化、乡村旅游等一体化业态，以及特色田园风光的影视作品，既推广了特色农产品，又激活了乡村发展动能。

四、启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启示

通过研究云南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对西藏、青海、内蒙古等高原省份发展特色农业形成启示。一是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发掘特色农业产业细分，通过顶层规划设计，确定重点农业发展目标，通过“有形的手”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二是在确定农业发展目标的基础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向上下游进行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并与化工、生物医药等进行非农产业融合，拓展特色农业的价值空间和市场范围，吸纳更多元化的涉农主体参与产业体系。三是深化产学研农主体和资本主体的协同合作，共建共享组织链价值链，以平衡低、高收益项目融资结构。四是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发展多元化特色农业模式。

（二）对策建议

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形成紧密联结的“政—产—学—研—农”合作机制。高原特色农产品缺乏规模化产出效应，因此发展高原特色现代农业的核心是农业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扩展产业价值空间。深度转型升级集中为两个方向。一是推动产业体系内部环节的转型升级。纵向重点发展精深加工、精炼提炼等产业环节，提升附加价值空间；完善流通体系建设，拓宽产业体系空间。基于高原特色农业生态，横向拓展乡村旅游、生态康养等“农文旅”融合业态，扩大高原特色农业价值空间。二是市场终端是价值实现的根本，构建产业体系与市场良性循环，提升市场可达性。促进高原特色农业与非农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满足生物制药、化工等非农产业输入品需求。构建特色优势品牌，发展网络直播、电商等线上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和产品溢价，拓宽市场空间。

政府、农业主体、科研院所、高校职校、农户基于不同分工和资源优势形成协同合作关系。地方政府主导特色产业发展，细化涉农政策，将财税、行政等资源向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倾斜，加大招商引资农业龙头企业、生产性服务主体等主体力度，重点培育综合实力强的产业链主企业；建立完善高原特色农业重点项目库，实现项目信息在金融机构与农业主体之间共享。牵头搭建工作专班、专家组，吸引农业科研院所、高校职校等研学主体深度参与，重点服务地方农垦、农业精深加工、农业科技服务等主体，支持发展基因育种、全自动智能农机装备等农业新质技术。开展对传统农业劳动力的技能提升培训，鼓励返乡创业人才等参与农业主体生产经营。

优化要素配置结构，新质生产力赋能特色农业模式。优化土地、劳动、科技组成的农业生产要素结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面临缺乏优质耕地的束缚，通过推进整区域建设高标准农田，协调域内农地流转、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交易等，盘活农村闲散土地，探索等面积同区域内宅基地和耕地置换方式，将非农用地改造为耕地并集中连片，优化农田结构布局，促进耕地资源跨区域流动。加大人才资源倾斜力度，制定用人单位税收优惠、落户、配套保障安居工程等人才政策，鼓励农业科学家、农机工程师、育种专家、网络主播等专业人才深度参与高原特色农业各产业环节。促进制造业与高原特色农业融合，研发、生产与高原气候地貌等自然条件适配的设施农业，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处理等技术赋能智慧农机装备。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动能，因地制宜，探索垂直农业、农业工厂、精准农业等新型高原特色农业生产模式，创新高海拔地区“农业+光伏”等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构建多元化资本体系，加强金融同业合作。因地制宜，将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重点项目纳入地方专项债、奖补资金、财政贴息、税收优惠和返还等支持范围，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等专项资金，提高对农机装备更新、农业技术研发等农业补贴。在产业整体层面与多元化金融协同发力，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低成本、长期性、大规模的融资优势，重点支持农业新质技术研发转化、设施农业、高标准农田、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路网、水利等长期、低收益项目，通过流动资金贷款等金融产品支持农业主体生产经营，带动商业性金融支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品牌终端和市场渠道等中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实现产业整体融资平衡。金融机构对重点支持的农业主体制定“一企一策”，提供针对性差异化的综合金融方案。

新时代高职院校就业质量提升策略研究：概况、问题与对策以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在当今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形势下，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将教育与产业紧密相连的桥梁，职业教育直接服务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本研究重点关注高等职业院校就业质量提升的具体实施路径，以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就业现状为例，试图对当下高职教育与就业市场间的匹配问题展开系统分析，提出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优化方案。在此过程中，研究把提升学生职业竞争力当作基本目标，仔细探寻课程体系规划、实践教学形式以及校企协作机制等关键因素给就业质量带来的影响机理。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可靠性，采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案例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对现有政策和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科学评价，试图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就业促进框架。

一、高职院校就业概况

（一）全国高职院校就业概述

高职院校毕业生总体就业去向落实率引发广泛讨论，笔者通过对比2018— 2022年间的数据分析得知，高职院校毕业生总体就业去向落实率整体稳定地向上攀升，2022年全国高职院校毕业生总体就业落实率约为91.3%，较2018年87.6%的总体就业落实率增加了约3.7%[1]，其中涵盖国家政策的扶持、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对职业教育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尽管整体就业率尚可，但隐性失业现象仍应引起重视，部分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与专业不对口、岗位收入不够理想的现象仍然显著。

从地域角度看，东部地区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总体高于中西部地区。2022年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平均就业去向落实率中部、东部、西部分别是93.7%、89.4%、86.5%。主要原因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产业发展能力造成了差异[2]。专业设置以及所对应市场匹配度决定了就业去向的落实率。从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数据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类、智能制造类等新兴产业和专业所对应的就业去向落实率在95%以上，而传统产业和传统服务业就业去向落实率相对较低[3]。

尽管总体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是隐性失业仍然要引起关注。一部分毕业生完成了初次就业去向落实，但在实际就业岗位上存在所学与岗位脱节、薪酬不高的现象。因此，深化职教改革、校企合作等，可以进一步加强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从行业的分布规律上看，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行业分布呈现出“多元性和集中性”的特点。近几年，高职院校的毕业生行业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这三个领域，制造业是高职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史上比较典型和传统的行业，在总数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减少，但是仍然保持着一个较高的比率。这与国家大环境下的产业经济转型升级有关，也由于制造业的技术工种需求加大，产业工人岗位需要减少造成的，形成了高职院校毕业生向技术型产业工人的转变。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社会在信息产业方面需要大量一线工人和创新型人才。总体上看，高职院校毕业生的行业分布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人才结构，以适配不同行业的大量高素质技术工人需求。

（二）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概述

近年来，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就业数据展现了稳中有进的趋势。通过对比2021—2023届毕业生就业数据可以发现，在2021届毕业生中，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0.05%，到了2022届，学校初次就业去向落实率较2021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为87.65%，但年终毕业去向落实率仍达到了97.16%，其中对口就业率为72．15%，直接就业率为49.45%，升学率为37.17%，高质量就业率达到了43.82%。2023届毕业生的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为92.41%，较2022年上升了4.79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学院的就业工作在不断推进和改进，这得益于学院在人才培养、就业指导、校企合作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学院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使其更符合市场需求。同时，加大就业指导力度，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就业服务，积极拓展就业渠道，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尽管大部分学生的去向落实率高，但我们依旧有进一步优化学生就业质量的空间。有的学生所从事的行业与专业不对口，工资待遇低、未来发展不乐观。以2023届毕业生为例，尽管毕业生整体的去向落实率较高，但是依然有不少学生到专业不对口的岗位工作，例如有些林业技术的学生毕业后去了营销、服务等岗位。针对学生的就业想法以及满意程度方面，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共收集到3056份有效问卷，通过数据分析，建议学校和学院建立一个全面的就业支持体系，包括定期举办就业指导讲座、职业规划工作坊和模拟面试等活动。同时，鼓励与企业深度合作，增加实习和就业机会，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实践经验。此外，建议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及时更新招聘信息，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就业市场，做出合理的职业规划。

二、当前高职院校就业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困境

1.职业技能不足

就业压力主要来源于当前就业环境和学历间的严重不匹配问题，这种情况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内容与行业发展的需求严重脱钩[3]。众多高校的课程内容设置未依照行业需求做动态调整，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难以契合本行业最前沿工作的要求，同时实习实践相对不够充裕，也不易让学生把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紧密联系起来。以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在收回的3056份问卷中，近88%的学生觉得专业技能还不够成熟是自己求职、就业期间存在的一个问题，部分学校在教学中更侧重于理论内容讲授，缺乏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兼顾的课程教学安排，进一步加大了矛盾的冲突性。

因此，灵活、完善且贴近市场需求的教育体制必不可少，而在体系完善的基础上应该加强校企之间的融合，让学生能够有机会接触到最真实的实践机会，让社会对人才的真实需求与院校的真实教学需求达成有力的契合。

2.职业规划意识薄弱

职业规划是高校大学生职业生涯的重要部分，通过职业规划可以对学生的发展进行分析，包括兴趣技能、职业选择等，从而做出合适的职业选择规划。通过对一些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学生在应聘时往往会因为对自己未来职业缺乏规划，出现目标迷茫、择业犹豫等状况，这些状况会直接导致竞争力不足。学生在寻找就业岗位时，由于不了解所学专业能够对应的职业机会是否与自身的情况匹配，从而导致就业机会变少。职业规划能力缺乏，容易出现跟风或者被动接受选择等情形，从而降低职业满意度和职业稳定性。

（二）学校困境

1.课程设置不合理

随着职业化教育的快速发展，高职院校专业课程和工作实际不贴合的现象经常出现，对学生的培养造成极大影响。专业课程内容未能及时跟进行业新标准，造成学生所学的知识和实际工作内容脱节。尤其是IT技术行业、IT产业发展迅速，技术推陈出新较快，而有些院校仍旧采用过时的教科书或教学模式，无法契合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4]。

实践教学设计未体现针对性，忽略了企业岗位工作需求。虽然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模式是教学中的重要模式，但仍存在一些缺陷。理论、实际相脱节，不仅造成学生实践能力下降，而且毕业生前往企业就业初期会比较紧张。另外，对于与就业相关的课程，也希望其教学过程能更好地贴合实际就业情况，更加注重实际操作。例如，可以增加案例讲解和模拟训练的比例，帮助毕业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2.校企合作深度不足

校企合作虽然可以有效促进产教协同，但在某种程度上校企合作只注重学校与企业的表象合作，即短期性的实践学习或项目上的短期合作。长此以往，学校培养的学生所具备的技能与企业所需人才的技能有很大出入，造成毕业生进入企业工作时难以适应岗位需求。校企双方在项目合作上缺乏沟通，缺少统一目标，对各类教学资源既无法充分利用又不重视。从市场相关角度看，校企双方合作不够深入，会对在校学生的就业质量形成较大冲击，同时会增加企业开展岗前培训的成本费用，在某种程度上，如果在校企战略合作中明确责任和权利，将会进一步推动课程改革[5]。

三、影响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

（一）外部环境因素

当前经济形势的日益发展，整体的宏观调控状况必定会给高职毕业生的求职就业带来极大的影响，当经济出现下滑态势时，企业会调整相关招聘计划，以防范经济波动风险[6]，故而造成高职毕业生能选择的工作机会相对减少。在当前产业结构进行结构性调整的情况下，传统产业结构下相关岗位的编制数量不断萎缩，新兴产业下所对应的各专业学生则需要具备更高的职业素养，在就业过程中提升竞争力。

高职院校还需结合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形势，针对性地对学校现有的课程体系进行更新换代，凸显实践教学过程方案的设计和执行[7]，从而带动高校更多前沿技术内容与项目化学习模式融入课程体系中，以此持续提升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与竞争能力。

（二）行业发展趋势

鉴于技术迭代衍生出新的行业工种，企业招聘需求也不断攀升。这些行业工种的出现也为高技能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同时也推动教育和培训适应这种变化[8]。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低技能岗位有可能被机器替代，引发其被替代后产生失业风险。行业技术发展的弊端尽管很多，但就机遇而言，同阶段中行业技术创新发展存在机遇，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应如何制定顺应这一趋势的政策。

（三）教学管理模式

教育改革对高职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两面性。在教育改革环境下，课堂教学管理的实施能起到促进作用，教育教学管理计划可为学生提供完整且系统的教育内容，帮助他们打下扎实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基础。此外，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课程带有时代特征，学校与企业协同制定课程安排能为学生创造学习专业知识和积累生产经验的机会，这样可增强学生在校园内的就业竞争力。

但是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过于注重对理论性的知识进行讲授，而对于学生自身的个性化发展却不够重视，因此，在学生创新发展方面也显得十分生硬，不利于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2]，从而导致学生在以后的就业中没有创新性的表现。在改进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时，要重视标准性和灵活性的充分结合，通过更多实践性的教学模式、其他方式的综合评价等来实现个性化培养。

（四）就业指导服务

就业指导服务在帮助学生确定职业目标、改善求职技能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效果，经过系统的培训，学生可以学会如何撰写简历、怎样准备面试、怎样遵守职场礼仪等实际技能。不过，一些就业指导服务仍旧缺少针对性，不能很好地符合某些学生的特殊需求，创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对推动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有重要的意义。这种体系的形成既要看重地域差别、学校类型的特性，也要结合不同学生群体的具体情况，采用先进的技术支持手段，从而保证服务的覆盖范围和效果都能得到明显的改善。

四、提升就业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就业指导

1.完善职业规划教育

职业规划教育的改良完善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是从课程设计着手，创建一个全面而系统化的职业规划教育体系，借此让学生产生清晰的职业目标。这一过程中，理论同实践相融合的教学观念颇为重要，职业生涯发展理论要巧妙地融入具体案例中。如此一来，学生能更好地领悟各类职业路径的特别之处和需求，也能在实际状况中应用所学知识[9]。为了让课程内容更丰富多样，应该包含自我认识、行业探究、技能培养等诸多方面。鉴于当前大数据技术飞速发展，采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手段来剖析就业市场动态趋势，给学生更为准确、有的放矢的职业信息援助，已经变成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方式[3]。

2.拓展就业渠道

现代职业教育模式中运用的校企合作，是把教育与工作联系起来了，其不仅可以切实拓宽学生的就业途径，还可通过将学校教育内容与企业所需相结合，让学生在实际岗位上开展实践，亲身感受工作流程，积累工作经验，进而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水平。该合作方法还可为该企业提供出色而稳定的工作人才，为人才和岗位牵线搭桥。

相关文献调查结果显示，就在校生就业落实率而言，部分参与校企合作的应届毕业生就业落实率高于未参与的应届毕业生就业落实率，学生参与校企合作后，自身就业落实率有所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也因此得以提升。因此，后期可以进一步落实及改善目前合作的相关内容、优化合作结构，并增加合作结构以外的评价标准、评价指标等，以便充分发挥校企合作模式对就业能力培养的积极作用，更好地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指导及帮助[10]。

（二）优化课程体系

1.引入企业参与课程设计

现阶段的课程改革中，让企业介入课程设计的力度加大是提升课程实践性的根本途径，增添企业中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或者采取充当兼职授课教师和项目顾问的形式，可把企业实际项目积攒的技能经验、案例运用到课程教学内容中，便于学生更清晰地理解理论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同时也能锻炼学生综合实践能力[8]。创建真实工作环境、进行真实案例库建设也是提升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行业认知的重要手段，通过积累企业项目工作经历的经验、收集和整合企业真实项目案例，让学生提前接触行业的热点和难点技术问题，使学生在进入工作岗位后能够更快地实现个人价值。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传统教学改革背景下，加强实训教学的过程实操，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主要措施之一。不少高校理论和实践“脱钩”的现象仍未消除，致使大学毕业生无法适应工作环境，无法迅速融入实际工作岗位。进一

步完善一套多方面、多类型的实践教学方案，增强学生应对综合性问题的能力，结合不同行业的要求设计有针对性的实训教学途径，使学生置身于具体的岗位工作中，多积累一些工作经验，聘请企业员工担任带教师傅，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

五、结束语

针对高职院校就业质量改善展开研究时，诸多要素被纳入探讨范围，这些要素共同组成改善就业质量的理论架构与操作路径。研究发现，职业技能培训内容与市场实际需求契合度越高，毕业生在求职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越强。这种契合既要求学校按照行业动态来调整课程安排，又要求教师能把最新的行业标准融入教学流程中，进而保证学生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符合用人单位的期望。校企合作的深度对就业机会数量以及岗位适配性有直接的影响[8]，学生能够通过实习、订单班等形式提前了解工作环境，积累相关的职业经验。这种实践经验的积累，不仅有益于他们毕业后更快地适应工作岗位的要求，而且有益于企业选拔人才时降低筛选成本。

以上各项研究对我们以后进一步完善高职教育方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表明高职教育教学方式对学生的就业综合水平各个方面、多个方向进行综合性干预非常重要。这就要求在校学生的教育过程中增加更多的实践性课程，加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培养具备综合素质的学生，全面提升其就业能力。

新形势下金融科技与数字经营服务央企客户研究

一、央企财务数智化转型的金融需求

近年来，国务院国资委提出央企要加快推进财务数智化转型，司库建设要逐步向智慧型司库过渡。根据对央企财务数智化转型现状的调研，央企对商业银行主要有金融产品服务、金融科技服务和数据协同服务等三方面需求。

（一）金融产品服务需求

随着央企司库管理的不断完善以及数智化转型升级，金融产品功能需要不断迭代创新。当前央企司库体系已初步建成，司库信息系统与商业银行互通互联，商业银行为央企司库上线账户可视、资金集中、统一结算、跨行现金管理、境外账户管理、票据集中管理等金融产品服务，央企司库的基础性和共性金融业务需求已满足。但央企司库在建设阶段、行业特点、业务布局、资金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在资金账户集中管控和金融资源统筹管理方面存在个性化的金融需求，需不断优化现有金融产品功能，并且根据央企财务数智化发展趋势创新研发新的金融产品。

（二）金融科技服务需求

央企司库在风险管理、战略决策等高阶功能建设上有待补充和加强，在信息系统建设、模型开发应用等方面具有引入商业银行金融科技支持的意向。一方面是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风险评估模型和算法，结合对历史数据的学习与训练，准确识别财务、业务流程中的潜在风险，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等各类风险进行量化和评估，实现风险的实时监测和预警。另一方面是辅助战略决策，围绕“承接战略决策—制定财务预算—合理配置资源—控制执行情况—实时监控并调整—落实责任绩效”的闭环管理，提升财务与业务的精准融合和精确评价等能力，促进企业财务融入企业内部价值链及各项业务活动，围绕成本、盈利等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构建财务到业务的因果分析模型，对业务趋势及效果进行智能预测，全方位参与并支持经营战略决策。

（三）数据协同服务需求

央企数据资源的整合、治理和应用离不开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央企需要从商业银行获取账户、票据、资金流向、价格成本、授用信等各种财务核心数据。

央企财务数智化转型意味着财务不再局限于事后的记录反映和简单的监督，而是提供覆盖日常业务与资产经营全过程的全面数据分析。首先，数据资源整合方面，需要与商业银行合作确定统一的数据格式、标准与规范，便于银企数据共享与交换。其次，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方面，需要银企双方共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数据隐私保护策略，约定银企交互数据加密方式和数据访问控制机制，确保数据的机密性以及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性。最后，数据应用合作方面，根据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数据和央企自身业务经营数据，央企可以进行财务预测和资金规划，为智能财务和经营决策提供支持；商业银行基于数据分析结果，可以为央企开发定制化的金融产品，提供智能投顾、智能风控等智能化金融服务。

二、金融科技与数字经营服务央企的实践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作出了新的部署，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中国农业银行（以下简称“农行”）始终坚持把服务央企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体现、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作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新形势下，系统分析央企财务数智化转型的金融需求，顺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创新数字化经营模式，立足本行现有金融服务能力，结合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提出“数字金融+智慧大客”双轮驱动央企业务发展策略，探索数字金融发展路径与智慧大客建设路径。

（一）“数字金融+智慧大客”双轮驱动发展策略

金融科技与数字经营服务央企，应坚持从提升“央企+员工”双客体验角度出发，以提升综合服务能力和综合回报水平为目标，围绕业务营销、产品服务、运营作业、经营决策、风险管控等关键领域，优化业务流程，创新金融产品，提升营销服务效率，加强基础管理水平，探索构建“数据+算法”驱动的业务经营管理新模式。

数字金融策略。“数字金融”策略注重向外探寻，以央企财务管理的最新发展趋势，反推内部产品服务创新。重点聚焦1个服务升级，即司库服务升级，围绕1个主渠道，即银企直联主渠道，紧盯3条链，即央企财务结算链、生产经营链和管理决策链，不断拓展金融资源管理服务，赋能央企资金统筹规划、投融资策略制定、风险管理防控等，更加全面精细化满足央企多样化的数智管理需求。

智慧大客策略。“智慧大客”策略注重向内寻求，主动优化迭代营销服务模式机制，向外引领客户金融需求发展。“智慧大客”建设以产品创新和数据赋能为关键，以智慧产品、智慧经营、智慧运营为重点，从小切口工作入手，高标准渐进式推进，以点带面，最终实现全方位完善央企客户营销管理体系。重构服务供给模式、产品研发方式和客户拓展方式，以降本增效为驱动，以扩流量拓生态沉数据优体验促转化为发力方向，实现运营模式的升级。

（二）“数字金融+智慧大客”双轮驱动发展路径

数字金融发展路径。一是不断推进对公账户服务数字化转型，完善数字化结算账户体系。围绕全量账户掌握困难、变动获取时效性差、账户审批与银行脱节等难点，优化账户全流程服务；围绕精简集团银行账户数量、提高银行账户利用率、压缩账户管理成本等需求，优化账户集约化服务；围绕企业合作银行多而散导致多银行账户资金管理的难点，优化跨银行账户服务。二是持续打造线上化资金收付场景，完善智能化资金结算体系。围绕集团上下级企业资金流动性管理、企业内部资金合理定价和分配、高效便捷的资金归集和调拨等需求，优化集团资金池服务；围绕成员企业对外支付结算手段和渠道千差万别导致结算效率和财务风险难以控制的痛点，优化资金集中结算服务；围绕维护集团资金链安全和资金统筹管控的需求，优化支付预算监管服务；围绕资金结算电子化需求，优化数字化凭证服务。三是加强拓展服务产业生态，完善产业场景综合服务体系。围绕央企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资金融通的需求，优化供应链金融服务；围绕推动企业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优化工程建设、项目招标、电商平台等场景金融服务体系。

智慧大客建设路径。一是产品创新。按照“数据—产品—模型—品牌”路径推动智慧产品建设，以央企客户业务数据资产为抓手，以数据资产赋能金融产品创新为工作切入口，创新研发数据驱动型金融产品和线上智慧金融产品，聚焦央企重点业务领域，优化产品效能，打磨拳头产品，形成服务央企的专属数字金融品牌。二是数字经营。按照“数据—营销—服务—评价”路径推动智慧经营建设，基于自身业务数据、企业司库数据和外部工商数据、征信数据、银联数据，以多维数据赋能客户精准营销、服务、评价为工作切入口，推动大数据生成营销策略和智能跟踪项目商机、人工智能透视业绩态势和驱动客户价值提升、人工智能绘制集团客户合作全景画像和智能生成合作情况分析报告，事前锁定营销目标客户，事中提升客户服务质量，事后综合评价客户合

作情况，形成全流程智慧经营。三是智慧运营。按照“数据文本—线上识别—自动处理—智能作业”路径推动智慧运营建设，借助数据分析和智能技术提升日常业务办理运营效率，以集团现金管理业务办理流程优化为工作切入口，聚焦中后台部门在业务办理过程中的痛点和堵点，推动现金管理账户授权业务无纸化办理，实现现金管理授权账户清单自动匹配，优化现金管理账户线上化授权操作。

（三）“数字金融+智慧大客”双轮驱动实践成效

“数字金融+智慧大客”双轮驱动发展策略具有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以数智化司库服务为引领，以智慧大客建设为驱动，提高了央企业务营销服务水平，推动了央企业务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人工智能与业务经营深度融合，有效支持央企业务高质量发展。

央企客户数字金融合作不断加强。一是数字金融营销服务有效撬动央企整体合作。运用数据模型构建央企客户合作评价指数①，对央企客户营销和合作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分析。2024年，央企集团客户合作情况综合评价指数提高了15.2%，其中数字金融指数提高了16.8%。整体来看，央企客户合作评价指数与数字金融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央企客户合作情况不断加强，数字金融合作情况不断加深。具体来看，综合评价指数与数字金融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7486，表明数字金融业务产品的营销推广有效提升了央企整体合作质效。二是账户结算服务质效明显提升。目前农行已实现央企客户银企直联渠道全覆盖，充分满足央企对账户管理和资金结算的基本要求。2024年，央企集团现金管理授权账户数较年初增长20.9%，财务公司集中结算产品在建筑、能源、通信等央企应用广泛，为多家央企财务公司提供集中结算服务。三是司库服务场景不断延伸拓展。根据央企司库对各类金融资源集中统筹管控的需求，积极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和推广，拓展司库服务场景。推出新一代票据直连产品，为央企提供司库票据集中服务。拓宽央企全球服务外延，为跨境央企上线全球现金管理业务，搭建本外币跨境资金池。2024年，央企跨境资金池客户国际结算量较年初增幅24%。紧跟技术前沿，研发并落地实施数字人民币账户集中管理方案，丰富司库系统资金管理手段。四是线上产业链金融服务不断创新。借助央企司库营销契机，延伸央企产业链上下游金融服务。通过“农银智链”系列产品，实现与央企司库在供应链金融场景的共建合作。2024年，与近百家央企开展线上供应链金融合作，服务近千条央企供应链，较上年末增长30%。不断完善并推广工程建设项目资金监管产品，延伸司库对产业链资金管理与支付服务，与多家铁路局集团开展资金监管合作。五是创新服务模式引领客户营销。对于央企在信息系统建设、数据治理与应用等方面需求，开展数字金融综合服务。创新智力输出模式，提供司库决策支持模块的方案规划和技术支持；创新定制系统输出模式，定制司库跨行现金管理、司库驾驶舱等模块，将金融服务深度嵌入企业经营管理流程，扎口全集团交易流量；创新科技服务绑定模式，提供科技驻场服务，帮助客户解决系统建设经验不足的难点，科技服务绑定金融服务，助力银企合作向纵深发展。

智慧大客建设实践取得初步成效。一是构建基础数据平台形成智慧底座。依托全行数据湖、宽表等数据基础设施，汇聚、整合央企客户数据资产，搭建战略客户综合服务平台，赋能条线经营管理。“集团智绘”构建央企集团谱系树，实现央企集团各级成员企业实控关系的穿透探查；“态势感知”支持央企集团维度的业务实时监测与交易级的数据钻取；“智能报表”支持集团、法人、机构、产品等多个维度重点业务指标灵活统计分析。二是融合数据算法模型创新智慧产品。紧跟央企数智化财务管理体系建设契机，不断完善数字化产品服务。一方面，构建主结算渠道，做大金融交易数据流量，强化银企数据联接。基于“农银睿达”司库产品，为央企打造司库数据驾驶舱，实现跨银行账户数据“一点接入”，利用数据分析与可视化技术助力央企资金管理与经营决策。另一方面，聚焦央企产业链场景，打通数据汇聚、分析、应用的闭环。创新“粮闪贷”产品，通过挖掘粮库结算数据精准识别有融资需求的种粮大户和粮食经纪人，累计发放农户贷款2亿多元。三是夯实智慧经营支持营销拓户增效。针对央企集团层级多、业务种类杂的特点，探索以数据驱动营销拓户增效。以央企集团谱系树为基础，结合客户工商信息、交易信息，快速定位央企集团中未建立合作关系的成员企业，以及未开展实际业务的存量客户。聚合行内外数据，生成央企集团客户“一户一表”，全景式展示客户概况、司库合作、国际业务、公私联动等业务数据，实现客户业务价值与合作趋势的立体分析。四是推进智慧运营实现业务赋能减负。研发现金管理批量清单自动核验。基于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将纸质业务材料转换为线上数据校验比对，并自动查询匹配账户信息，减少90%的人工检查操作，办理央企大批量现金管理账户授权花费的时间从一周压缩到半天以内。创新现金管理账户线上授权模式。以集团总部网银申请、成员企业网银确认的模式，替代现金管理业务申请表、账户授权书等

纸质材料传递和柜台录入，减轻主办行的运营压力。

三、服务央企客户的对策建议

围绕持续提升数字金融营销与服务央企能力、全面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快推进智慧银行建设，按照“数字金融+智慧大客”双轮驱动发展策略模式，进一步在创新营销服务机制、创新金融产品服务、创新人工智能与数字金融结合三个方面，促进金融科技与数字经营服务央企客户。

（一）建立营销服务新机制

加强央企客户“科技+”服务。畅通科技输出服务通道，创新科技服务合作模式，推动共性功能产品化、模块化，个性功能定制化，依托金融科技子公司等科技力量，提供专业技术人员驻场服务，高效支持央企司库等信息系统建设规划与落地实施。

提供央企客户“咨询+”服务。商业银行凭借在风险管理的专业经验和建模能力，协助央企进行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监测，确保企业财务资金运行安全；随着银企合作模式由传统金融模式向“金融+科技+数据”多元化连接模式转变，为央企在数仓建设、数据建模、数据治理等方面提供智力支持；针对集团资金流动性管理、跨境资金结算、投融资管理等央企财务管理问题，提供技术业务咨询服务。

推进央企客户“研究+”合作。探索建立联合创新实验室，以财务管理数智化为主题，与央企在金融创新、数据挖掘、风险管控、科技输出、生态共享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开展课题共研、资源共享、平台共建，聚焦重点领域，先行先试推进数字金融创新，共同破解“人工智能+”应用、金融科技发展、政策监管等难题，打造数字金融的标杆项目。

（二）创新数字金融产品服务

优化总对总的账户服务渠道。通过银企直联、开放银行等方式对接央企司库，面向集团内部和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账户提供更加灵活、高效的金融服务，持续优化资金、票据等基础服务内容，同时引入理财、贷款、投资顾问等新的服务内容。

加强全球账户一体化服务能力。加快完善跨境一体化清算平台产品，聚焦央企在香港地区境外财资中心的业务需求，创新研发境外资金归集、财资中心虚拟账户等产品，探索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以及多边数字货币桥等创新场景。

加强穿透监管辅助央企决策分析。以账户作为“资金流+数据流”的节点，将账户可视化服务拓展为覆盖账户、资金、票据、授用信等多种数据的信息服务，并运用决策模型加工形成数据分析报告，为央企客户战略决策提供精准支持。

加强央企产业生态数据挖掘。围绕央企产业链的交易活动，汇集整理行内外链条数据，与央企开展总对总数据合作，基于数据洞察优化金融产品并开展精准营销，探索与央企建立数据要素的流通机制，增强对央企产业生态数据价值的挖掘能力。

提升央企产业生态服务能力。积极响应央企对其供应链企业融资、结算、财务管理等综合需求，提供系统性的金融解决方案。探索利用区块链、物联网技术将供应链业务流信息上链留痕，创新数据增信融资模式，简化应收应付账款的确权流程，完善质押货物的物流跟踪和监管。

（三）推进“人工智能+金融”融合创新

夯实智慧数据底座，打造智慧大客驱动引擎。拓宽数据来源，打通数据断点，沉淀数据资产，持续完善数据标签体系。推进算法模型的统筹应用，充分利用行内算法模型资源，加强决策式人工智能应用，加快生成式人工智能布局，着重解决客群划分、产品推荐、集团风险识别、价格预测等问题，生成客户分析报告并提供交互式智能问答。

搭建智慧产品体系，重塑央企客户综合价值。加大对数据资源挖掘力度，寻找更多的切口场景。总结、提炼与复制央企特色场景，例如烟草、棉花、特色农产品的种植和收购场景，创新研发基于数据和模型驱动的智慧产品，在乡村振兴、绿色金融、公私联动等领域形成“央企+N”的协同发展效应，打造央企数字金融的系列品牌。

创新智慧经营机制，赋能条线协同营销管理。完善智慧获客场景，利用工商、产业链等数据，精准识别潜在客户，实现对营销团队的智能匹配、分层推送。创新智慧活客模型，依托客群分类、流失预警等机器学习模型，识别业务处于下滑趋势的客户，智能分析业务下滑影响因素，生成营销活客的建议方案。深化智慧评客应用，建立综合评价模型，深度分析客户业绩构成，精准评价央企价值贡献，监测营销团队的业绩变动，分析相关趋势与成因。

拓展智慧运营场景，提升央企客户服务能力。研发运营事件智能提示功能，自动监测大额走款、贷款还款合约临期等重要运营事件。加强全渠道协同，推进业务全流程线上化，完善现金管理账户线上授权业务模式，进一步集成现金管理相关费用减免、账户限额设置等功能，加快与央企司库对接存贷款业务线上询价报价功能，切实减轻运营压力。

职工服务阵地建设管理情况调研

工会职工服务阵地是工会发挥党联系职工群众桥梁和纽带作用的重要载体，是工会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的物质保障，是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切实履行建设好、管理好、使用好、发展好职工服务阵地的政治责任，湖北省武汉市总工会开展了专题调研，全面掌握工会职工服务阵地的建设和运行情况，为推动职工服务阵地建设优化升级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一、武汉市工会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营情况

近年来，武汉市总工会按照“突出公益、聚焦主业、自主经营、依法监管” 的总体要求，全力推动工会职工服务阵地建设。通过健全完善政策和提高资金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职工服务阵地在工会体系建设中的服务和保障效能，促进职工服务阵地建设和运营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领导重视、科学谋划，阵地建设稳步推进。市总工会党组始终坚持把职工服务阵地建设作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从制度、人员、资金等多层面完善职工服务阵地建设体系，各级工会职工服务阵地建设稳步推进。截至2024年6月，武汉市共建设包括工人文化宫、职工服务中心、职工疗养院等9类职工服务阵地2764个。其中，工人文化宫（俱乐部）9个，职工服务中心16个，职工疗养院1个，区域性职工之家21个，爱心驿站1201个，职工书屋344个，职工子女托管班167班次，爱心母婴室137个，心灵加油站868个。这些职工服务阵地的建设，不仅丰富了职工的业余生活，还为工会履行维权服务等基本职责提供了保障。

调研先行、问需于民，阵地“两性”效能充分发挥。市总工会坚持以职工实际需求为导向，每年对全市职工队伍，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难企业职工等重点群体开展调研，通过与职工进行互动交流，了解职工诉求、回应职工关切，并根据调研结果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近3年来，市总工会投入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营资金累计达4.6亿元，开展活动3万余场次，服务职工近900万人次，让广大职工会员真切感受到工会“娘家人”的温暖。通过举办培训讲座、文体竞赛、婚恋交友、心理咨询、子女托管等活动，职工既获得了实际帮助，又增强了对工会的归属感和满意度。

“建”“管”结合、严格把关，阵地运营生机勃勃。为确保职工服务阵地的有效运行，市总工会加强职工服务阵地的制度建设，进一步提升职工服务阵地运行的规范性和服务能力。近年来，市总工会出台了《武汉市工会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行专项资金补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在全市街道、开发区（工业园区）开展区域性职工之家建设试点工作的方案》《武汉工会职工书屋建设管理办法（试行）》《武汉市爱心母婴室及爱心托管班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武汉市职工心理服务站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多项制度文件。市总工会明确绩效目标和评估标准，对职工服务阵地的运行效果进行考核，并将考评结果与资金拨付挂钩。对区域性职工之家等职工服务阵地运行资金的补助原则上分两次拨付，年初按照不超过全年补助资金的70%拨付基本运维补助；年末由各业务主管部室进行评估考核，给考核达标的职工服务阵地拨付剩余30%的补助资金。通过考核促进全市各类职工服务阵地提升能力和水平，防控资金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市总工会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形成齐抓共管合力，通过整合社会志愿服务资源、积极与社会组织合作进行职工服务阵地活动项目打造和引入第三方机构对其运行情况进行监督评价等方式，鼓励职工会员对服务阵地提出建议和评价并及时给予回应处理，畅通职工诉求反馈渠道。

强化管理、创新服务，阵地效能显著提升。在各级工会和广大工会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武汉市工会职工服务阵地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多家单位获得全国和省级荣誉称号。武汉经开区工人文化宫、武汉工人文化宫分别获得全国级、省级“标准化工人文化宫”称号，武汉职工疗养院被全总评为“十佳最美疗养院”，8家单位获得全国工会“爱心托管班”称号，17家单位获得省级工会“爱心托管班”称号，44家单位获得省级“爱心母婴室”称号，27家单位获得省级“职工心灵加油站”称号。

二、工会职工服务阵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运营管理规范性有待加强。市工人文化宫管理中心、市职工服务中心作为2022年机构改革后新设立的单位，其专业化发展的思路、统筹监管的措施仍在逐步梳理和完善。武汉职工疗养院目前尚未完成“九定”，导致整体规划无法顺利推进和实施；区域性职工之家自2019年创建以来，建设运行周期相对较短，部分配套工作机制和运营管理措施尚未完全跟上。此外，随着出生人口的逐年减少，部分母婴室出现闲置或关停现象，其功能拓展成为当务之急；个别单位缺乏完善的职工书屋管理制度，职工读书活动开展处于无序状态；少数爱心驿站对矿泉水、临近保质期的外用药品等补充更换不及时，且服务开放时间等信息未按要求公示。

资金保障机制有待完善。在资金保障方面，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行资金的拨付、管理、使用制度还需进一步优化、具化和细化。一方面，随着区域性职工之家等职工服务阵地建设在全市的全面铺开，市总工会投入的建设资金和运行补助大幅增长，导致经费预算较为紧张。另一方面，职工服务阵地所属的开发区、街道（乡镇）工会对收到的阵地运行补助经费的使用存在顾虑，担心出现使用不当问题，宁愿让补助资金闲置在账上，也不敢用、不愿用、不会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职工服务阵地的正常运营。

活动开展的内容形式有待丰富。武汉市目前有300余万职工，受时间、空间等客观因素影响，职工服务阵地开展的公共文化活动覆盖面不足。同时，对不同年龄、不同行业职工需求的调查还不够深入，使得公共文化活动开展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此外，阵地品牌打造还需进一步加强，职工对阵地服务项目的参与度、认同度和美誉度有待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工服务阵地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三、加强工会职工服务阵地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加强指导监管，坚持规范运作。一是加强日常监督管理。各级工会要及时发现并协助解决职工服务阵地在运行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从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活动方式等方面给予精准指导和支持，积极为职工服务阵地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二是完善考评指标体系。通过深入调研与科学论证，探索构建全面客观科学的考评体系。将承接社会公共服务和工会系统专项任务完成情况、接待职工数量、组织工会特色活动数量、职工对服务阵地的满意度等社会效益指标，以及资产保值增值率、上缴工会资产经营收入、资产或场馆利用率等经济效益指标纳入各类职工服务阵地年度绩效考评指标体系。三是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激励导向作用，将考核结果与补助资金拨付挂钩，对超额完成年度目标的职工服务阵地，市总工会可给予一定额度的绩效运维补助，以激励其持续提升服务质量。四是坚持阵地数量与质量并重原则。适度控制阵地规模，提升阵地效能，对经考核名存实亡未发挥作用的职工服务阵地进行关停撤并，对作用发挥不充分、效果不明显的职工服务阵地督促其切实整改、积极履职，确保职工服务阵地的高效运行与可持续发展。

争取经费支持，优化资金效能。市总工会将积极争取上级工会、地方财政和单位行政对职工服务阵地的资金支持，在确保合规的前提下，动员社会力量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多渠道多形式开展职工文化阵地建设。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修订完善各类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运行资金管理使用办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资金管理的职责权限和资金使用的范围标准，打消基层工会的心理顾虑，鼓励其大胆开展工作，规范使用好补助经费、切实服务好职工群众。

创新运行模式，增强发展活力。首先，要深入了解新时代职工精神文化的新需求和职工文化活动的新特征，大胆探索服务职工的新形式，积极开展群众性与艺术性、趣味性与思想性相结合的职工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行业职工的多样化需求。其次，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探索线上线下联动服务模式。通过线上平台拓展服务空间，线下活动注重质量与深度，推动职工服务阵地建设工作拓展新区域、探索新模式、创建新机制，逐步解决受众面不宽、活动覆盖面不够、活动内容受限等问题。最后，大力实施精品战略，打造独有的职工阵地品牌。发掘阵地服务中的典型事例，总结具有时代性、创新性、群众性的鲜活经验，选树一批示范站、点、室活动精品，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精心打造服务职工品牌，通过不断完善职工服务阵地的服务内容和项目，逐步构建工会配送、按需订制、自主选择、分类服务的新格局，提升职工对服务阵地项目的参与度、认可度和美誉度。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对新时代央行会计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一个国家的灵魂，是社会共同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的体现，具有凝聚力和引导力，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离不开文化的有力支撑和丰厚滋养。在会计财务从严管理持续深化、加强财务治理管理日益严峻的新形势新背景下，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融入新时代央行会计文化，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本文拟从央行会计文化发展历程出发，深刻理解建设金融强国战略背景下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核心要义，结合央行会计文化的具体实践，探索提出新时代央行会计文化发展的实施路径。

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间的金融领域竞争不断加剧，在持续加强现代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基础设施等“硬实力”的建设外，价值理念、行为规范等金融“软实力”的提升也同样重要。国家与民族的强盛，离不开文化兴盛的支撑。央行会计文化作为央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激发会计干部职工的文化创造力，推动文化优势转化为央行财务治理体制机制的完善、助力金融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央行会计文化发展历程

央行会计文化自央行成立之初开始孕育发展，从会计财务体系视角研究分析看，可将其归纳为成立初期、改革开放时期、职能转变时期、新时代新时期四个阶段，逐渐发展为铁信仰、铁规章和铁账本的新“三铁”精神。央行会计文化的培育和传承不仅有助于良好价值观念的形成，提升会计工作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还有助于坚定会计职能定位，提升履职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金融经济的发展。

体系成初立步初建期立（，1“9铁48账年本—”19精7神8年孕）育：发会展计财务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之初，为适应国内经济工作形势，满足银行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在“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稳定金融”总方针的指导下，央行先后召开四届全国会计工作会议。1950年制定出台《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制度草案》，明确各项业务的会计处理手续和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奠定了银行会计制度的基础。为持续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金融工作方针，1953年央行引进前苏联银行会计核算经验，全面改进和完善会计制度、核算手续和管理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一阶段，央行会计财务工作初步发展，结合国家银行履职要求探索建立了较为科学规范的会计财务体系，会计财务核算水平持续提升，“铁账本”精神初步孕育和发展。

财务改体革系逐开步放发时展期，（“19铁78规年章—”1精99神8逐年步）显：现会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体制进行转变，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向专门的中央银行转变，央行会计财务工作有了新要求，因此在1979年修订《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试行）》，明确会计财务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1987年颁布《全国银行统一会计科目及统一会计报表制度》《全国银行统一会计基本制度（试行）》，统一我国银行业的会计标准。1993年金融体制改革，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行“统一领导、分级核算、预算管理、统负盈亏”的财务预算管理体制，同年联合财政部制定《金融企业会计制度》，初步形成了银行业完善的会计制度体系。这一阶段，央行会计财务体系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意识进一步增强，央行会计工作脱离单纯的会计核算，逐步参与到金融体系建设、金融会计标准制定等工作中，中央银行职能作用进一步发挥，“铁规章”精神逐步显现。

务体职系能日转趋变完时善期，（银1行99业8“年三—2铁0”16含年义）更：加会明计确财随着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金融业也高速发展。1998年，为持续深化金融改革、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增强金融监管，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撤销了以省设立的分行，全国跨省设立了九大分行。同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各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要进一步从严管理，树立银行“铁账本、铁算盘、铁规章”良好形象，“三铁”精神作为保障银行业稳健运营的重要理念得到广泛认同和强调。这一阶段，央行本着“三铁”精神，构建起会计财务全领域、全流程的制度体系，涵盖财务管理、预算管理、固定资产、采购管理、基建管理等。进一步强化内控建设，设立内部审计、事后监督等部门，加强会计核算监督，提升会计核算规范化水平。

系稳新步时发代展，新会时计期财（务20“16新年三至铁今”）精：神会继计承财弘务扬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征程。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等多次强调“文化自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

2020年央行会计财务工作会议上，提出“各级会计财务部门要更加严格的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守会计人员职业操守与行为规范，大力弘扬新时代央行会计文化”，明确新时代央行会计文化即“铁信仰、铁规章、铁账本”，新三铁精神正式提出，成为每一位央行会计财务人员必须遵守的职责规范、必须践行的行为准则。“铁信仰”强调会计财务人员要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立足岗位爱岗尽职；“铁规章”要求会计财务人员要不打折扣地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坚决远离违法违纪风险；“铁账本”要求会计财务人员客观真实地反映业务经营活动，以真实有效的会计信息助推央行财务现代化管理。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涵和意义

2024年1月16日，省部级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并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概括为“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提出，正是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在中国独特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是新时代中国金融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提出背景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提出是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传承的内在要求。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金融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历史角度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诚实守信、义利兼顾等传统商业文化基因，古代的钱庄、票号等历来重视商业声誉，以诚信为本开展业务，这种对诚信的重视传承至今，成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诚信为本的重要内涵。从价值观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的以民为本、服务社会等理念，也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服务实体经济、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深厚的价值基础。此外，从古代的货币创新到现代的金融科技发展，创新始终是推动金融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鼓励创新发展，正是对这种创新基因的传承和发扬。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提出是现实因素影响的必然产物。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坚持对外开放，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现阶段，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日益加剧，金融市场波动频繁，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相互交织，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的稳健经营、风险防范理念，有助于金融机构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提高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维护金融稳定。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对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的推进，金融需要更加精准地服务实体经济，满足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金融需求。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强调服务实体经济、不以逐利为目标，引导金融资源合理配置，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大意义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提升金融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强调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等价值观，在金融领域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能够提升我国金融行业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增强金融机构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多维度提升我国金融的软实力。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契合，诚实守信有助于建立良好的金融信用环境，以义取利要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稳健审慎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守正创新能够促进金融紧跟新时代要求创新式发展，依法合规保障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共同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助力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建设金融强国需要强大的货币、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监管和金融人才队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有利于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和人才，提升我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加快实现金融强国的目标。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对央行会计文化的实践要求

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新时代金融机构、金融从业人员的的行动标尺和自觉遵循，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积极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为推动经济金融的良序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央行会计人员应主动将央行“新三铁”精神融入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切实推动央行会计财务高质量发展。

坚持诚实守信，提升决策信息的可靠度

“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是朱镕基总理为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也是会计财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央行会计人员要将诚实守信作为根本原则，要确保各类财务数据和报表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做虚假记录或隐瞒重要信息。严格遵守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不逾越诚信底线，客观真实的反映基层央行的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为央行决策提供可靠的财务依据。

坚持为民服务，提升财务支撑的保障度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通过“义”和“利”区分了君子和小人。作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提供金融服务的央行首先是政治机关，旗帜鲜明讲政治是统领央行各项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每一名央行会计人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即“以人为本、为民服务”。履行中需以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发挥财务资源指挥棒作用，在“过紧日子”背景下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强化党中央、国务院及总行党委重大部署的财务保障，为做好为民惠民富民的金融五大篇文章贡献央行会计力量。

坚持稳健审慎，提升风险管理的前瞻度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真实可靠是会计的根本属性之一，会计财务工作没有独创性和随意性，均是在会计法规和操作流程的指引下实行会计核算，需要时刻绷紧“谨慎”这根弦。这要求央行会计财务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结合履职目标、业务性质和资金特点等因素，以央行财务管理安全摆在优先位置，研究完善央行财务治理体制，建立科学的财务预算制度和审慎的会计标准，扎牢会计制度和内控制度的笼子，细化业务操作的流程与审批，切实保障央行资产的安全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坚持守正创新，提升强国建设的贡献度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立场观点方法，也是建设强大的中央银行的必由之路。央行会计文化鼓励在坚守正确的会计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财务治理体系建设、增强财务实力、增厚资本水平等方面主动加强研究，持续监测两张表动态管理，不断提升人民银行资产质量和财务实力。

坚持依法合规，提升法治央行的权威度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合规文化是基层央行会计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会计从业人员充分履职的必要条件。央行会计财务工作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下，坚决贯彻财经纪律各项要求和财务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对外充分发挥牵头指导作用，夯实制度基础，从国家层面建立科学的财务预算制度和审慎的会计标准，以强有力的执法管理维护金融监管的权威性。对内深入开展财会监督，建立统一规范、全面立体、协同高效的“全覆盖”财会监督体系，以高质量问题整改推动高质量财务发展。

新时代央行会计文化发展路径

当前，会计财务从严管理持续深化，加强财务管理治理形势严峻，主动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内涵融入央行会计文化，从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守正创新、完善制度根基等维度持续发展央行会计文化，为推动中国金融高质量发展、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党的领导，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推动央行会计坚文持化党建的设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根本的政治优势，新时代央行会计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建设金融强国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有利文化条件。一是坚定会计人员政治信仰。紧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强化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三力，在以学促干、以学增效的过程中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要求。常态化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加强作风建设，引导会计财务人员不断增强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守牢法律底线和纪律红线，持续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动会计文化建设。二是强化党业融合，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落实、同发展，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教育、党纪学习等要求，融入地方红色资源，引导会计财务人员牢牢把握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将“铁信仰”的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三是充分发挥会计部门政治功能，从大会计的角度出发，运用会计财务、支付结算、国库等部门的优势和特色，以业务条线部门为横轴、以岗位从业人员为纵轴，编织会计文化建设的网格单元管理体系，实现各条线会计文化建设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

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拓展央行会计文化内涵

任何脱离履职谈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因此，央行会计文化必须把央行具体职责摆进去，把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摆进去，建设具有鲜明行业特点、先进文化特质的央行会计文化。一是坚持完善央行会计文化建设中长期规划，建议能从总行层面加强会计文化建设，结合央行会计业务特点，兼顾共性和个性特点，出台指导意见明确指导思想、核心任务、工作要求等内容，使央行会计文化建设有法可依、有据可依。二是健全会计人才培养、履职评价等机制，加强会计财务人员履职能力建设，强化对会计人才的统筹管理、综合培养、科学使用与跟踪评价；充分利用多种宣传载体，对会计文化中的制度意识、风险意识、底线意识、廉洁意识等开展宣传教育，积极营造创先争优氛围。三是围绕会计财务“决策支持、引领促进、支撑保障”职能作用要求，进一步完善央行财务治理体系，维护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健康，强化财务资源综合保障，强化调查研究和编译相关工作，为有效支撑宏观调控和促进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贡献会计力量。四是落实法律赋予央行的金融机构会计监管职责要求，将风险意识、合规意识等纳入央行会计文化建设中，积极推动健全行业自律机制，提振金融系统会计财务人员精神面貌。

完善制度根基，切实增强新三铁精神的执行力

制度建设是“硬”根基，文化建设是“软”实力，只有紧紧围绕人民银行履职和中心工作，落实各项会计内控制度，加强会计精细化管理，才能不断提高央行会计保障和服务中心工作的能力。一是强化会计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努力将工作理念、管理理念和行为理念等转化为工作机制，将培育和规范会计人员行为的措施转化为建设制度，为会计文化建设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二是强化会计制度办法的梳理完善，研究完善符合现代中央银行履职特点的独立预算管理制度，更好保障货币政策目标、金融风险管控等职责使命的履行。同时，立足区域实际和社会经济金融发展的特点及需求，梳理、细化、量化各类管理办法和规章制度，统一执行标准，服务于央行自身及辖内金融机构。三是强化会计制度执行的考核监督，通过开展内部控制风险评估、会计业务工作考核、会计财务知识竞赛等措施，促进各项会计工作的规范，将法律法规与制度办法融入会计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之中。

筑牢体系韧性贯通育人链条推动农广校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路径思考赴内蒙古调研组报告

2025年4月26—29日，中央农广校、农民体协与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黑龙江农垦、大连6个省级农广校主要负责同志前往内蒙古自治区调研。

一、基本情况

调研组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农村厅局长会议精神和农业农村部党组“做实做强农广校体系”有关要求，系统了解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黑龙江农垦、大连六个省级农广校推进体系建设、农民教育培训及农民体育工作的经验做法，听取了基层农广校的有关意见建议。总体看，调研有以下特点。

一是调研形式多样。本次调研主要通过座谈交流和实地走访方式开展，点面结合，既了解内蒙古自治区整体情况，又掌握具体实例。调研组先后实地走访了3所区县级农广校，1所农民田间学校，8个农业示范园区和农业企业，实地了解农民群众需求。与内蒙古10个盟市农广校负责同志进行座谈交流，较为深入地交流了当前农民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情况、问题困难等。

二是调研内容丰富。调研组先后前往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农广校、内蒙古富川现代肉羊产业化循环经济科技示范园区、内蒙古鲜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天赋河套总部基地、杭锦后旗誉诚育苗有限公司、内蒙古旭一乳业有限公司、达拉特旗农广校、内蒙古乡村振兴学院（全国共享农民田间学校）等10余个调研点，全面了解由省级、盟市级、县区级农广校及农民田间学校、现场教学点等组成的内蒙古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二、主要做法

6所省级农广校结合自身体系情况，积极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和农民体育工作，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做法。

（一）多维联动强化体系建设

各单位积极应对地方机构改革，内蒙古、辽宁、吉林等地农广校体系力争在机构改革中，职能有所加强，体系保持稳定。内蒙古于2024年重新设立自治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自治区农牧厅所属的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事业编制18名，内设科级机构3个。2024年自治区农广校开展专项调研，重点了解全区农广校体系机构设置、工作职能、人员队伍、机构改革及承担工作等相关情况。多次召开盟市校长会，督促各盟市加快体系独立。辽宁省农广校借助机构改革，加强了省农广校的人员队伍建设，强化了工作职能，招聘全日制博士生，新增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职能，管理的项目资金数量和工作职能的强化上都有了很大提升。吉林省农广校体系包括省校在内的39所农广校归农业农村部门主管，7所学校归当地政府主管，6所学校归当地教育局主管，形成了省、市、县上下联动、相互贯通的工作模式，体系发展较为稳定。黑龙江省农广校摸清体系发展现状，深入齐齐哈尔、绥化等地区，通过基层校长座谈、实地走访等调研方式，全面掌握全省农广校体系现状，为后续分类施策、科学指导提供重要依据。

（二）扎实推进农民教育培训

在高素质农民培育方面，内蒙古农广校体系采取“一二三四”培育模式和“半军事化”班级管理，按照自治区农牧厅项目方案和规范要求，积极围绕产业发展重点，统筹全区农广校体系教育培训资源，全区共培育76732人，下达资金XX万元。辽宁省农广校体系全面推行了“线下84学时+线上36学时”和农业经理人“线下112学时+线上48学时”线下线上融合的培训模式，按照课堂教学（含沙盘推演）、现场教学、线上学习相结合的培训形式组织教学，2024年开设17个省级重点班，共培训1000人。吉林省农广校积极配合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承担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2024年共培训6932人，占吉林省培育高素质农民总数的60%。黑龙江省农广校体系依托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3所高校的优质教学资源，深入实施“头雁”项目。精心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600人，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黑龙江农垦农广校体系积极推进转变观念、转变内容、转变方式“三个转变”，承担了重要的培训任务。2024年分配资金318万元，共培训经营管理型高素质农民890人。大连市农广校体系全面负责全市高素质农民培育监督检查工作，审查系统录入情况，不定期抽查各培育机构培训班实施情况，2024年共培训2050人。

在农村实用人才培训方面，内蒙古农广校体系积极配合自治区农牧厅人事处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作，培训内容紧密围绕任务主题，2021年以来共培训1400人。辽宁省农广校体系采取集中授课、现场教学、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实践操作等形式，2024年共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到村任职、按照大学生村官管理的选调生1100人；持续开展了“往期优秀学员上讲堂”活动，邀请示范带动作用显著的优秀带头人分享创业精神、先进理念和成功经验。吉林省农广校体系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坚持需求导向，将单一的跟踪指导转变为多元的“回访调研+互访互学+项目对接+典型挖掘”活动，针对重点学员开展“当年电话回访，第二年实地走访，第三年线上或线下访谈”延伸服务，2024年共培训800人。黑龙江省农广校体系充分发挥甘南县兴十四村和望奎县正兰三村实训基地作用，为农村基层和到村任职选调生提供实践锻炼平台，有效提升1202名学员服务农村发展的实际能力。

在学用贯通综合试点方面，内蒙古农广校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和巴彦淖尔市临河区3个学用贯通综合试点，优选产业基地开展实习实训、产业研学，针对共性问题开展提升培训，持续跟踪回访，已完成理论教学阶段。辽宁省农广校实行“自主命题学习+跨域资源整合+实战项目策划”三维联动的教学模式，引入AI工具，开设DeepSeek相关课程，辅助学用贯通试点学员优化生产决策，共完成了初级阶段200人培训任务，初步构建起了“政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人才培育模式。吉林省农广校重点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开展学用贯通综合试点工作，指导2个试点单位开展第一轮普训，并加强试点项目日常管理、质量跟踪、成果提炼、宣传推介等工作，已完成900人培训任务。黑龙江省农广校通过线上指导、参与开班式、强化过程管理等方式，指导试点单位，确保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科学可行、富有创新，推动培育成果有效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三）教育培训能力逐步强化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内蒙古农广校体系入库教师2718名，正高级职称364人，副高级职称773人，中级职称634人，初级职称179人，主要来源为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农牧业技术推广机构的专家学者、“土专家”等。吉林省农广校体系持续加强基层校长队伍、优化专兼职教师队伍、健全教师管理队伍，目前培养全国共享师资共14人。黑龙江省农广校体系连续三年组织开展全省“说课”大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1名教师进入全国总决赛，并获得二等奖。黑龙江农垦农广校从集团基层生产一线遴选讲师，广泛吸纳各方优秀人才。截至目前，农广校入库教师已达765人，其中全国共享师资11人。

在教学资源开发方面，内蒙古农广校体系目前现有入库登记农民田间学校194所，通过定制化的主题课程，围绕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为农民提供精准的培训。吉林省农广校体系高度重视农业农村部农民教育培训规划教材工作，省农广校专人负责教材工作，积极引导各级分校在中职学历教育和高素质农民培育中使用推荐教材，榆树县、农安县等9个县校都自编地方特色教材，在农民教育培训中取得了很好的反馈效果。黑龙江省农广校体系积极开展全国乡村振兴实践指导师申报工作，将入选4名教师的4个优质课件上传至“云上智农”App，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优质教育培训资源的共建共享。黑龙江农垦农广校采用“线上+线下”“实地观摩+专家指导”相结合的模式，依托产业集群、产业强镇，围绕大豆、玉米、水稻等重点作物单产提升，设计了一批专项课程。

在远程教育培训方面，黑龙江省农广校体系加强中职信息化建设，完成教育信息管理系统基础数据库维护，实现中职学生学籍系统的动态化、精准化管理；2024级全省中职招生人数944人，同比增长59.46%。黑龙江农垦农广校体系打造集在线学习、在线评价、知识分享和学习交流于一体的全天候、广覆盖一站式学习平台，满足农民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大连市农广校全力打造“农广云课堂”平台，将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新设备送上“云端”，方便农民学习，自2022年“农广校云课堂”开播以来，共直播14期，培训受众超过50万人次。

（四）“村字号”体育赛事活动丰富多彩

内蒙古农广校、农民体协深入挖掘民族特色体育项目，支持鄂托克前旗举办“草原村排”活动，截至目前，已组建农牧民固定排球队49支，排球爱好者超5000人，常态化举办“青少年赛”“老年赛”“夫妻赛”“邻居赛”“排球文化节”等全民健身活动，年均举办各类排球比赛400余场，形成了“周周有比赛、人人可参加、全民共健身”的良好氛围。吉林省农广校、农民体协积极开展农民体育工作，连续举办两届吉林省“跃动吉林和美乡村”篮球大赛，连续四年成功举办了吉林省“跃动吉林和美乡村”健康跑暨农民运动会，相关活动受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黑龙江省农广校、农民体协以农民丰收节为重要节点，组织开展农民趣味运动会、农民秧歌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积极组织参加全国农民体育赛事，在全国农民体育健身大赛中获团体总分第一及优秀组织奖，在2024年全国乡村乒乓球（村乒）邀请赛中荣获优秀组织奖。

三、存在问题

调研发现，农广校农民体协体系积极担当作为，工作扎实有效，但与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体系发展不均衡。吉林省农广校体系共有53所学校，其中省级校1所、市级校9所、县级校43所，体系情况良好。内蒙古于2024年重新设立自治区农广校，人员编制从8人预计增加到22人，盟市和旗县农广校共36所（主牌仅3所），绝大部分为副牌。辽宁省农广校自2024年回归省农业农村厅之后，人员队伍、工作职能得到强化，但是受之前的机构改革影响，地市级和县级农广校仅存18所（其中主牌4所）。黑龙江地市级和县级农广校仅存37所（其中主牌10所）。黑龙江农垦除了省级校外，仅存1所地市级分校。大连市农广校为独立设置，但是6个区县级农广校全部并入属地职教中心，其中4所保留农广校为副牌。总体看，除了吉林省农广校体系比较健全、内蒙古和辽宁省刚恢复之外，其余三个省（市）的县级校大量被撤销、合并，体系弱化严重。

二是管理机制不顺。机构改革后，省级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指导部门、基层农广校归属均发生变化，在工作管理造成诸多不顺。内蒙古自治区的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归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乡村建设处（或科）管理，乡村建设处（或科）一般将培育工作交由第三方机构承担，造成基层农广校培育任务承担数量大幅下降，呼和浩特、乌兰察布、鄂尔多斯等多个盟市级农广校以往承担大量培育工作，现在面临无任务、无经费、无工作的局面，农广校的主阵地作用难以发挥。大连市农广校与区县级农广校分属农业农村部门和教育部门，在高素质农民培育等工作中存在沟通不顺、难以协作等困难。

三是农民职业教育萎缩严重。当前，农民职业教育日益萎缩，六个省级农广校中，近三年保持中职招生的为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其中吉林近三年40所分校共招生4256人，毕业学生3919人，在校生规模达到2929人。黑龙江2024级全省中职招生958人。内蒙古2024级全区中职招生52人。辽宁、黑龙江农垦、大连三个省级农广校近三年均未招生。调研中了解到，辽宁省近期计划加大学历教育工作力度，积极争取恢复中职招生。

四、有关建议

针对调研中基层农广校反映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进一步夯实体系，推进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向高质量发展。

一是强化体系建设。体系是农广校事业发展的根基。东北片区各省份体系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在全国也普遍存在。因此建议，一是加快从部级层面出台强化农广校体系建设的文件，为基层农广校在机构改革中占据主动提供政策依据。二是延续并强化2024年中央农广校提出的体系建设分省包片做法，对体系发展薄弱的省份，由相关领导分别赴有关省沟通，强调农广校的公益性地位和作用，积极争取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三是强调由农广校（主牌或副牌）承担学用贯通综合试点，充分发挥试点对恢复农广校体系的促进作用，强化监督管理。

二是重视职业教育。学历教育是农广校的办学基础。调研的6个省级农广校中，近三年有三个保持招生，其中吉林、黑龙江的年招生量分别稳定在1600人和900多人左右。中央农广校每年开展的高素质农民发展指数调查表明，农民的学历教育需求没有地域性差别。建议中央农广校进一步重视并强化农民职业教育工作，推进各省农广校积极开展招生宣传，鼓励更多高素质农民通过学历教育系统提升个人能力水平、增强发展后劲；同时促进培训与中高职教育贯通，将优秀的高素质农民学员纳入中职教育对象，积极与涉农职业院校合作开展专科或本科职业教育，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民学分银行（如安徽），为农民提供从培训到中职、高职甚至本科贯通的人才培养通道。

三是加强师资建设。师资队伍是农广校的办学软实力。目前中央农广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仅有遴选全国共享师资、举办说课大赛、举办个别师资培训班等工作，且分散在不同处室，措施相对单一。调研组了解到，内蒙古和辽宁省农广校均积极争取省农业农村厅的相关产业项目或标准制定工作，带领地市农广校师资共同开展，从产业入手提升体系师资队伍的教育培训能力。建议中央农广校借鉴省农广校做法，加强与产业司局的沟通，积极争取参与有关产业项目工作，将师资队伍建设融入到产业发展或乡村振兴的具体工作中，促进农广校教师在农业农村工作的主体业务中提升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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