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故事的读后感范例实用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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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故事的读后感1

他离去

骨灰洒向祖国大地

身后没子女

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

50多年革命生涯

26载总理重任

“周恩来”这个名字

是中国人民永远的怀念

到今天

周总理离开我们45年了

我们用7个小故事诠释何为

“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

红军长征时，周恩来作为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极度繁忙。尽管如此，他仍严格要求自己参加组织生活。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休整，根据组织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了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一次，周恩来问为什么很久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告诉他，小组会开过了，看首长忙，就没通知。没想到，周恩来用平时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道：“那怎么能行？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发生级大地震。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说着：“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

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而坐，他自己迎着风讲话。

1943年3月18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南方局的同志决定“热闹一下”，准备好瓜子、水果和糕点，想给忙碌中的周恩来一个惊喜。可大家一等再等，就是不见周恩来下楼。为了不让请他的同志为难，周恩来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茶点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后来，周恩来只让厨房为他做了一碗普通挂面作为纪念。吃过面条，他再次开始繁忙的工作，一干又是几个小时。当晚，他写下《我的修养要则》：加紧学习，努力工作，坚持原则，向群众学习。

1958年1月到杭州视察，周恩来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旧被子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床，枕巾中间已经破损，他把中间剪掉、两端缝上继续用。地方同志看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了条新枕巾。了解情况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1923年，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德国革命情侣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不是革命宣言，而是周恩来总理写给邓颖超的情书。那个年代的情书，寥寥几字，却承载了生命的全部重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因不少故乡亲友希望能通过周恩来谋求一官半职，周恩来曾为此专门召集家庭会议，定下“十条家规”：

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

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

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

八、生活要艰苦朴素；

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从1974年6月1日生病住院，到1976年1月8日病逝，587天里做过大小手术14次，平均40天做一次，其间他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召开会议40次……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抱病操劳国事，他说：“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是七十七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们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

周恩来故事的读后感2

周恩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许多场合讲话都强调“谈点个人意见”，或“跟大家商量”，注重互动交流。他的这种商量征询的说话方式，既彰显了其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也取得了一言重于九鼎之宝的效果。

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他不仅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超凡的领导智慧，还具有出色的语言表达才能。我们从他留存的著作、记录他的影像和怀念他的文章中，至今仍能够领略到他讲话时的风采，感受到他语言表达的魅力。本文撷取了周恩来语言表达的几个故事，相信会对领导者提高讲话能力和水平大有帮助。

“不能叫指示，这是跟大家商量嘛”

周恩来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许多场合讲话都强调“谈点个人意见”，或“跟大家商量”，注重互动交流。他的这种商量征询的说话方式，既彰显了其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质，也取得了一言重于九鼎之宝的效果。

1958年，我国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9月开工的北京密云水库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周恩来非常关注它的建设，在百忙中多次亲临工地视察。

密云水库工程任务艰巨，仅建筑拦洪坝就调动了河北、北京两地的20多万名民工，奋战了10个月，挖、运、填土石方和混凝土达2000多万立方米。

1959年9月，拦洪坝修筑成功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再次来到密云水库工地。他首先视察了工地现场，然后把各民工支队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是和大家商量事情的。现在水库能拦洪了，我们还要把农业搞上去，因此要撤一部分人回去。大家发表意见吧。”周恩来望着大家，见没有人开口，就说：“既然你们不发言，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个有序减少民工的主张：让不受益县的民工先回去，受益县的民工后回去;河北的先回去，北京的后回去，密云县的民工最后回去。周恩来说完，就询问大家：“这么做是否合理?”总理的话说到了大家的心里，众人齐声回答：“合理!”周恩来随即又问：“大家是不是要跟县委商量一下，和家里打个招呼?”众人纷纷说：“不用了，照总理的指示办就是了。”周恩来听了这话连忙说：“不能叫指示，这是跟大家商量嘛。”最后，他还提出了一个温暖人心的建议：民工已经来了一年，让准备留下的民工先回去休息10天，要撤走的民工再坚持一下，等休假的人回来再走。众人见总理考虑得这样细致周到，异口同声地说“好”。

古人云：“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此“舌”，不应只是能言善辩，还应当会言善说，即以尊重对方的态度、商量征询的口吻，耐心平和地说出自己周密成熟的意见和建议，以达到让人们充分理解和由衷接受的目的。这种语言表达，虽然不强势，但是却有无形的力量，能够打动人心、引起共鸣。

“我个人的意见，只提供你们作参考”

周恩来是讲政治、讲纪律的典范，时时处处都为全党同志作出了表率。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岁月里，他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发表过许许多多的讲话，并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决不以集体讨论和中央决议代替个人意见。所以，周恩来无论在什么场合讲话都定位准确，恰如其分。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建于1952年6月。周恩来非常关心北京人艺的成长，经常忙中偷闲，前往剧院观看演出，开诚布公地发表自己的观感。

1963年10月15日，周恩来观看了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年青的一代》。这是一部表现当代青年爱情、友谊和走什么样人生道路的作品。演出结束后，周恩来走上舞台，向全体演职员畅谈自己的观后感。他肯定了演出很精彩，同时也提出了批评意见。例如，某个女演员的裤子过于短了，不大好看，等等。周恩来早年曾出演过话剧，后来仍一直喜爱文艺，对艺术很精通。

听了周恩来的意见，该剧导演立刻表示：“我们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从明天演出起就进行修改。请总理放心!”大家热烈鼓掌，十分赞成导演的表态。谁知周恩来摆摆手，制止了大家的鼓掌。他郑重地说：“今天我谈的并不一定对。我看，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来回答，而不是由一两个领导回答。今天谈的话如果是经过集体讨论的中央决定，我会告诉你们，那是一定要执行的。至于我个人的意见，只能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观后感提供你们作参考。”他说到这里，又笑着强调了一句，“尽管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观众，但毕竟也是个个人嘛。”大家听了总理的话，敬佩极了。

领导者讲话，有时在正式场合，事先经过了集体讨论，代表一级组织;有时在非正式场合，属于临场发挥，只是个人看法。场合不同，角色就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也应当不同。因此，领导者要把握好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身份的话，切不可处处把自己当“领导”，因有感而发作“指示”。

“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

周恩来在语言表达上还有一个特点，善于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称呼。如，他称黄炎培为“黄任公”、称齐白石为“齐老先生”、称炊事员为“某师傅”，等等。对同一对象，有时候也采用不同的称呼。如，新中国成立前，周恩来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她成为国家领导人后，称其为“宋副**”;向她通报党内重要情况时，则称其为“庆龄同志”。周恩来以此来表达自己亲切、热情或者严肃的情感。

周恩来与郭沫若相识在1926年3月。两个人从此结成了深厚的情谊——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宣传工作，周恩来推选善于鼓动宣传的郭沫若担任厅长。郭沫若虽然敬重周恩来，但是却不愿担任这一职务，认为在国民党领导下工作是耻辱之事。周恩来耐心地说服郭沫若：“我们拿着第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郭沫若答应“考虑考虑”。但是在老朋友的宴席上，郭沫若喝醉了，大骂了一通“政客”，包括他自己。为此，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不寻常的信：“沫若同志：你不是滑头，你太感情了一点。廿七·一·卅一 周恩来”。

之前，周恩来给郭沫若写信，都是亲切地称“沫若”、“沫若兄”，落款自称“弟豪”(注：周恩来，曾用名伍豪)、“弟恩来”。这封信只有一句话，开头则称“同志”，落款写全名，表明了周恩来严肃的态度，并温和地批评他不要任性，要用革命的理智控制自己的感情。郭沫若阅信深思后，决定接受周恩来的建议，就任第三厅厅长。

称呼是人际关系中传情达意不可缺少的手段。领导者对不同的对象讲话时，要注意其身份、职业、年龄以及场合等差异，恰当地使用称呼，该亲切的时候就亲切，该严肃的时候就严肃。这样，可以有效地拉近与对方的距离，还能够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周恩来思想深邃、视野开阔、知识渊博，又有极高的语言天赋，这使他在语言表达上得心应手、挥洒自如，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一句原本很平淡的话，经过周恩来睿智的再造，就如同画龙点睛一般，立时会产生与众不同的神奇效果。

1954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重大国际舞台上亮相，受到各国关注。

会议期间，周恩来要工作人员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庆纪录片，让外国记者了解新中国的变化。纪录片放映后，周恩来听取汇报：外国记者普遍反应热烈，但是有一个美国记者说，中国阅兵在搞军国主义。周恩来对工作人员说，再给他们放映一部《梁祝哀史》。

《梁祝哀史》是根据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拍摄的彩色戏曲片。为了让外国记者看懂，工作人员准备将剧情介绍和主要唱段译成十五六页的外文说明书，剧名译成《梁与祝的悲剧》。

周恩来听取了工作人员放映新片的汇报后说，十几页的说明书，是不会有人看的。他当即出了一个主意，只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3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这样试试，我保证不会失败。

影片放映那天，大厅内座无虚席。感人的故事、优美的唱腔，250多名外国记者看得如醉如痴。影片结束后，放映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外国记者纷纷赞叹，这部影片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语言表达是一门基本功。领导者若想讲话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就要不断提升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勤学习，常读书，多补充和储备各种知识。同时，要把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注重语言的创新，力求用简洁、鲜活、新颖的词语，拨动人们的心弦。

周恩来故事的读后感3

1898年，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书香门第。据《周氏家训》记载，周家规定男孩“五岁入家塾，习颜体”，即周家5岁男童要被送进家塾馆读书，并学习写颜体。周恩来12岁离家前，曾先后在淮安驸马巷周家塾馆、清河十里长街以北的万家塾馆、十里长街南侧陈家花园塾馆以及宝应水巷口陈家、淮安东岳庙龚家五个地方读书。

教学有方的周家塾馆

周家世居浙江绍兴，直到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周恩来的曾祖父周光勳、叔曾祖父周光焘以260两白银在淮安府山阳县驸马巷购得一套老宅后，周家便在淮安定居下来。

周家买下驸马巷房子后，很快又在淮安城东门外的夏庄买下墓地，同时在新居内沿东边驸马巷一侧辟出三间房子作为家塾馆。

按《周氏家训》男童5岁入家塾的规定，周恩来应在1903年春节后到家塾馆就读。周恩来在周家塾馆主要学习“三、百、千、千”等启蒙书籍，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等。当时无论年龄大小，学生都在一个教室念书，周恩来也听了那些年长学生学习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书，从而拓宽了知识面。

周家塾馆教学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即把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爱莲说》作为蒙童的教学内容之一，文中“出污泥而不染”的名句是学生必学的内容。

周恩来在周家塾馆读了一年后，就随父母去了清河县，到外祖父家万家塾馆寄读。

迁居入读万家塾馆

周恩来为何要到离家30余华里外的清河县清江浦外祖父家读书呢？实际上，早在周恩来出生时，周家就已败落，平日靠在外做事的叔伯们资助维持生活。如果没能及时得到资助，他们便典当衣物糊口。

1904年春节，周恩来生母万氏（万冬儿）偕同丈夫周贻能和周恩来、周恩溥两兄弟回娘家拜年。他们在清江浦十里长街逛街时，经不住卖彩票的人摇唇鼓舌，周恩来的父亲和十八舅万立合伙花一块大洋买了一张彩票。没想到的是，秋后公布中彩号码时，这张彩票竟中得头奖，奖金是一万块大洋。这是笔不小的数目，当时足以养活一两代人。

因为彩票是两人合买，奖金由两家平分，各得五千块。万氏和丈夫一道乘轮船去汉口领取奖金后，就给自己买了件豹皮大衣，还买了一台当时很时髦的留音机器（留声机）。回到淮安后，她又将周家朝东的大门外往南至响铺街（今镇淮楼西路）的一段街道铺上砖头，以便人们出行。

周家中奖的消息一传出，便有债主上门讨债，热心公益的人前来讨要赞助，连原来的丫环、乳母、轿夫等也上门讨喜钱。可以说，彩票中奖使周家成了花钱的“无底洞”。万氏与丈夫商量后决定，回清江浦娘家生活，以避是非。

就这样，周恩来和两个弟弟随父母（包括嗣母陈氏、乳母江氏）一起来到清江浦万公馆。据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由周恩来外祖父万青选的嫡曾孙万寿徵于1982年6月14日签字负责的一份笔录记载：“周总理全家迁居淮阴是1904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当时我祖父万立钟（周恩来六舅）因到板浦盐场做事，我们六房头的一部分人要从淮阴搬去板浦。因为总理全家迁淮阴准备房子，我们搬家到板浦推迟了几天。”

周恩来一家迁居清江浦后，周恩来、周恩溥就进了万公馆的家塾馆读书。

自家开办的陈家花园塾馆

周恩来在万家塾馆读书时，由于教书先生是位落第秀才，梦想着通过考试出人头地，因此一门心思忙自己的学业，教书不过是获酬应付之举。他在课堂上仍教授“三、百、千、千”这些孩童启蒙书籍，而周恩来对这些早能倒背如流，每天在教室里无法安坐。

万般无奈的周恩来最后同教书先生作了“君子协定”：他每天准时到校，然后到外祖父书房看书，放学时和其他同学一道回家。不过，此事还是被嗣母陈氏发觉，陈氏认为这样的先生岂不是误人子弟。

万家是名门望族，万府大院人多嘴杂，万氏回娘家久住后，难免和家人发生矛盾，连幼小的周恩来也曾无端地受到委屈。基于先生的无心教书和在万府生活的不愉快，万氏和陈氏一同商量，决定买下坐落在十里长街之南陈家花园的14间房子，作为周家在清江浦的临时寓所，并亲自请教书先生开办了自家的家塾馆。

两位母亲雇请的先生不仅学问好，而且能因材施教。在陈家花园塾馆，周恩来不仅文化知识大有长进，还苦练书法。据周恩来在陈家花园塾馆的同学、表妹万怀芝回忆：“我当时还在写描红大字时，七哥（周恩来）就能悬肘写字了。”

不料，周恩来一家在陈家花园生活不久，万氏因操劳过度，忧劳成疾，一病不起。万氏得的是肺结核，因当时无法治好此病，又延宕医治，不幸在1908年夏天去世。周贻能在外谋生，未能及时赶回见最后一面，加之周恩来的外祖母万张氏对丧葬提出过高过严的要求，导致周贻能根本无法安葬其妻，只好将万氏灵柩暂厝在尼姑庵。直到1935年，周贻能才将妻子的灵柩从清江浦水运至淮安，归葬于淮安东门外的夏庄周家茔地。

周恩来对这件事刻骨铭心，这在他的留日日记中有明确记述。

陈家书房使他眼界大开

万氏的辞世对周贻能打击很大。周贻能生性忠诚厚道，只能做政府机关里抄写收发之类的小职员，或者当家塾馆老师，收入微薄到无法养家糊口。周恩来出嗣过继给小叔父周贻淦不久，周贻淦就去世了。由于周贻淦和万氏均患肺结核去世，与其朝夕相处的陈氏也染上了这一绝症。不得已，陈氏提出回宝应娘家，一是让懂医术的侄儿陈式周看病，二是散心并安排后事。随后，陈氏和周恩来登上木帆船来到了宝应水巷口3号陈家。

陈式周，号逸石，毕业于通州（今南通）师范，做过李鸿章的家庭教师，曾任上海《申报》编辑。他小时候曾在淮安周家塾馆寄读，所以对周恩来的到来表示欢迎。

陈氏十分关心周恩来的学业，一到娘家就向侄儿提出，让周恩来到陈家家塾馆读书学习。陈式周与周恩来交谈后，发觉周恩来虽然只有10岁，但能评述古代诸子百家，乃至清朝的“洪杨之乱”，且有独到见解。于是，陈式周对陈氏说：“我们家的塾馆只能教授那些蒙童孩子，大鸾（周恩来）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就不要再上蒙馆了，让他到我家书房读我的藏书吧。”因此，周恩来在宝应不是上学读书，而是到陈式周的书房看书学习，陈式周适当做些辅导和指点。

陈氏在宝应娘家一共呆了三个多月，这段时间里，周恩来在陈家书房读过《西厢记》《醒世恒言》《施公案》等，使他眼界大开。可惜陈氏病体日渐沉重，母子俩只好登舟北返，重回清江浦陈家花园。

龚家塾馆成为最后的记忆

陈氏回清江浦不久便告别了人世。周恩来处理完丧事后，带着两个弟弟返回了淮安驸马巷。

这时驸马巷的周家更加衰败，稍微灵活的男丁均已外出谋差做事。周家院内住着孤苦伶仃的老人：周恩来二祖父周昂骏的遗妾亚老太、周恩来二伯父周龢鼐的元配痴二奶奶等，由近乎瘫痪的八叔周贻奎和八婶苦苦支撑着这个家。周家塾馆还在，但已付不出学关钱（学费）。

从清江浦返回淮安的那段时间，周恩来除了按旧俗在母亲灵前守孝外，还曾到已裁撤的漕运总督大门外石狮子处学下象棋。在淮安周恩来故居收藏的一份周恩来堂弟周恩灿的笔录上说：“七哥在为他母亲守孝时，还在油灯下看书。”

酷爱读书的周恩来不愿就此荒废学业，请求八婶杨氏去淮安城东岳庙龚家说情，希望能让他到龚家塾馆寄读。

杨氏迈着小脚，带着周恩来、周恩溥、周恩硕和周恩寿四兄弟来到龚家。经周恩来的姨表舅龚荫荪亲自考核，最终只留下周恩来一人在龚家塾馆寄读。龚家塾馆也成了周恩来在老家读书的最后一个地方。

龚荫荪，字天枢，其母是周恩来嗣母陈氏的亲姨母。龚荫荪是追随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因此，周恩来在龚家书房读了严复的《天演论》、邹容的《革命军》及《中华时报》等进步书报。龚家塾馆的周先生因材施教，他要求周恩来在颜体的基础上加练魏碑，以增加笔锋上的刚阳之气，最终形成了周恩来颜体加魏碑的书法风格。

周恩来在龚家只寄读了一年。由于龚荫荪是革命党人，他的行踪早已被清廷盯上。1909年春节，清政府对龚府实施抄家，周恩来失去了他在老家读书的最后一处“天堂”。

1952年秋，周恩来视察上海期间，在霞飞路临时寓所会见姨表姐龚志如时说：“表舅（龚荫荪）是我政治上的启蒙教师，你们龚家塾馆的周先生是我文化上的启蒙教师。”可见，周恩来对在龚家寄读的那段时间记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