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状范本（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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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状范本范文【第一篇】

人向法院提交状材料，法院或立案法官拒绝接受立案材料，这是实践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从违法的成本和风险角度分析，不收诉状或许是法院最好的办法。因为，第一，在法院不收诉状的情况下，人不能证明自己曾前去法院递交诉状；第二，人无法行使《行政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对不予受理案件的上诉权，因为法院并没有下发不予受理的裁定；其三，立案法官不会因此受到违法、违纪惩处。问题的关键是，《行政诉讼法》及解释也没有规定法院一定要接受诉状。似乎这是应有之义，法院当然应当收受人的材料，似无需规定。但是，当这个所谓“应有之义”在现实中出现问题或成为一个制度漏洞时，我们就应当在法条中给予明确。试以人的材料不齐这一情况进行分析说明。《若干解释》第32条第4款规定：“因状内容欠缺而责令原告补正的，从人民法院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该条旨在规定法院的立案审查期限的起算时间，但不是很明确地规定了法院的材料告知权力或义务(从法条上看不出该规定是法院的权力还是义务或既是权力又是义务)。据此规定，材料不齐的，法院可责令人补正材料，那么这又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法院告知需补正材料的同时先把人的材料收下，并出具收据或发放材料补正清单之书面通知。二是法院告知需补正材料之后将人的材料先全部退回，由人资料备齐后再提交法院。这两种方式，立案法官采用任何一种都不违反规定。显然，第二种方式对人不利。因为立案法官无形中拒收了诉状，人将无法证明自己曾经前去法院提交过材料。法院甚至可以以材料不齐为由让人反复补正材料从而拖延立案。人的权利何以救济？其不能提起上诉，因为法院没有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定，人只能申诉，但即使申诉也无法证明自己曾多次前往法院立案。这就使人陷入有理说不清的无助境地。

二、收了诉状不给“收据”

与上一个问题一样，看似是小问题，实际上是人行使诉权的一大障碍。收了诉状一定要给收据吗？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答案是“不一定”。因为现行《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没有规定人民法院收到人的材料之后，一定要给人收据或类似书面凭证。据此，人前往法院提交材料后可能空手而归，若遇法院拖延立案、不予答复的情形，人无法证明自己何时来到法院递交了材料。《若干解释》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七天之内决定是否受理人的，起算时间是“受诉人民法院收到状之日起计算”。人民法院收到状不给收据，使得这一起算标准因为没有人的监督、参与而成为人民法院的单方标准，当事人的诉权将因此难获救济。因为法院没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人不能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提起上诉，也难以根据《若干解释》第32条第3款的规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或者”，因为人无法证明曾向法院递交过状。笔者认为，诉讼程序的进行虽然是在法院的主导下，但是应当加强人的参与，因为人的参与本身也是对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监督。收了诉状后给付收据，就体现了人对审判权的参与和监督，并可有效维护人的诉权及其救济的权利。因此，应当设置法院出具收据的义务。

三、文本上缺少书面告知制度

在与受理环节，法院与人的沟通及其决定的传达，务必使用书面形式，才能有效约束司法行为，防止法院违法行使权力或借故拖延立案或不予立案。在与受理阶段，法院与人的沟通和来往主要是在“决定受理或不受理”、“责令补正材料”、“告知变更原被告”、“告知管辖法院”、“告知诉讼权利义务和举证须知”等几个方面。现行《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法院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包括送达书面决定)告知人上述事项。《民事诉讼法》对于以上几个方面也没有相关规定。我们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无需明确规定。但其实际上导致了行政诉讼的受理行为得不到切实的规范和约束。由于没有书面告知或决定制度，法院可能口头责令补正材料，口头要求人另向其他法院，口头要求变更被告甚至口头决定不予受理，虽不违反现行法规定，但上述告知或决定如果错误、违法，人因没有书面证据难以证明曾被法院告知错误事项、被加重证明责任、被告知错误的管辖法院或者应受理而不受理，而导致难以补救受到侵害的诉权，欲究责任而不能。因此，本文非常注重建立法院书面告知制度，使每一个司法行为因为有了书面载体而不敢随意作出。完善书面告知制度是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有利于规范司法行为、约束司法自由裁量权，防止法院利用制度漏洞刁难人、增加和受理的难度。

四、法院对于有立案争议的案件一般不予立案，工作思路狭窄、有明显惰性

对于有立案争议的案件或者说拿不准是否应当立案的案件，法院应当怎样处理？基于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惰性，法院通常对此类案件不愿意受理，但又不想直接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给人以上诉的机会，为自己的决定带来责任风险。“对于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行政行为的方式不断丰富，行政管理的领域不断拓展，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不断增长，行政争议的特点不断变化。”③因此，有立案争议的案件也必然增多，如何处理此类案件成为行政诉讼立案工作应当积极面对和有效解决的问题。笔者的意见是对于立案与否有争议的案件，应当先行立案，由法院行政庭组成合议庭之后进一步研究审查，认为不应当立案的，可以裁定驳回。④这样旨在突出诉权的价值，使得行政争议被更加理性地妥善对待。有“驳回”断后，不必担心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被审理而宣判。

五、法院诉前协调妨碍正常立案、甚至故意拖延立案

调解被誉为法治建设的东方经验。中国法律文化中，调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纵然有仲裁、诉讼等近现代成熟的纠纷解决管道，但是调解这一古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法律文化和实践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尤其是在当今所谓“大调解”的制度框架和指导思想之下，调解开始渗入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几乎每个法院都建立了诉前调解机构，并配备专门法官，专司调解事务。凡存在调解可能的案件都会被送到诉前调解机构给予先行调解，以期化解纠纷于无形，协调矛盾于和谐。行政诉讼实践中也存在大量的诉前协调(之所以称协调，因为现行《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⑤法院在遇到征地拆迁、移民、乡镇机构改革等重大行政案件或涉及多人的行政案件时，往往会在受理之前向上级或同级党委或政府反映，由其自行组织或责成法院组织人员对人进行协调，俗称“说服教育”。法院没有组织立案，反而进行“协调”，其目的除了解决争议之外，也可能包含希望人放弃。我们不否认诉前协调的功能作用，但是，诉前调解也可能成为法院拖延或拒绝立案的手段，成为人行使诉权的羁绊和障碍。我们认为，诉前调解需经过当事人的同意方能进行，而且在合理期间内未能协调成功的，应当立即立案审理。

六、材料完善制度缺失，法院未尽到初步审查和审慎告知义务

人提交的材料不齐在实践中是大量存在的现象，尤其在当下中国，民众对法律的知晓程度低，往往不知道如何提讼或提讼需要提交哪些材料。实践中，很多当事人因为材料不齐被“不予立案”或“驳回”。“材料不齐”甚至会被人民法院利用，借故拖延立案或不予立案。因此，诉状不规范、材料不齐竟成了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一大阻碍。我们委实不应该让“诉状不规范、材料不齐”伤害到人的诉权。

1．《若干解释》第32条第3款“状内容欠缺”的理解

本文认为这句话应当根据立法本意做扩大解释。据字面含义，是指“状”内容欠缺或不完整，如诉状中无具体的诉讼请求、无明确的被告、原告身份信息没有记明等等。但我们认为，立法本意绝不只是指状内容欠缺，同时隐含了除状之外的其他材料不齐的意思。须知，人时除了提交状外必然会提供其他材料，如证明行政行为存在及其内容的材料、原告身份材料等等。立法只关注状内容欠缺而不问及材料欠缺的做法是不全面的。状内容欠缺可以责令补正，其他材料欠缺当然也是可以责令补正的。总之，我们认为，《若干解释》的这个规定应当扩大解释和理解，如果这种扩大解释似过于超越字面含义，那么不如在修法时给予专门规定。所谓材料不齐，须首先明确人需提交哪些材料。这些材料是人根据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应当提交证明符合条件的证明材料。如果没有提交或提交不完全，便称之为“材料不齐”。为了方便人，对于诉状的内容、格式以及提交哪些材料应当做最低限度的要求。⑥然而这不是本章要探讨的主要内容，本章主要探讨人民法院应当在此事上何以作为。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帮助人，而不是放任人因诉状不规范、材料不齐而遭遇不予受理的后果。

2．《若干解释》第32条第3款“责令原告补正”的理解

这句话是规定了人民法院的权力还是义务？抑或既是权力又是义务呢？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从“责令”一词语气来看，仿佛这是人民法院的权力。但从整个法条来看，该问题着实难以回答。该法条的表述是“因状内容欠缺而责令原告补正的，从人民法院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计算”。这个法条出现在这里，目的是为了规定立案审查的期限，似乎根本无意在“责令原告补正”这个事情上为人民法院授以权力或科以义务。既然立法本意无心于此，我们不再擅作揣测，但很明显该法条至少没有认为人民法院有义务责令原告补正材料，而本文恰恰主张人民法院有此义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不仅应当规定人民法院的这个义务，还应当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积极帮助人行使诉权，“大力推行诉讼引导和指导、权利告知、风险提示等措施，由于人法律知识不足导致状内容欠缺、错列被告等情形的，应当给予必要的指导和释明，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不符合条件为由予以驳回。”④人民法院放任人因诉状不规范、材料不齐而遭遇不予受理的后果，同样是漠视人民权利、惰于行政审判权的表现。

3．人民法院应尽初步审查义务，积极帮助人获得立案

人民法院在收到诉状材料以后，应初步审查人的诉状是否规范、欠缺哪些材料，能够当场补正的应当当场补正，不能当场补正的应当当场一次性书面告知人需补正全部材料。这可避免人因诉状材料有小瑕疵而多跑一趟法院。此外，一方面，行政诉讼比民事诉讼有更强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当下中国民众的法律知识欠缺，对于“民告官”不会告，很多人不知道提起行政诉讼要提交哪些材料以及如何选择被告、选择法院等。因此，在行政诉讼的制度设计上，法院还应当负有进一步的帮助义务，即帮助人完善手续和成就条件。例如，人的原告资格有瑕疵，应当让其他人做原告才符合立案要求，就应当告知人更换人；如果人选择被告错误，就应当告知人更换被告；如果人的状写得不规范，应当告知人状的书面格式，帮助当场完善状格式；如果人立案必需的材料需要向有关部门索取或者有其他特殊途径，应当告知人获取材料的上诉方式和途径，必要时，由人民法院开具介绍信给人，以便于其获取。这样可以避免人因材料有小问题被不予立案或立案后被驳回，导致反复，既增加人的诉讼成本，又增加法院的审理成本，浪费诉讼资源；同时也可避免人不知道如何获取材料或不知道如何备齐材料而对行政诉讼丧失信心和耐心，转而寻求上访等非理性的诉求方式。另外，鉴于民众法律意识不强、知识欠缺，法院在立案时还应当向人送达书面诉讼须知，详细告知诉讼权利义务、举证责任等事项，如当事人有疑问，还应当耐心解答。

七、不允许口头

起诉状范本范文【第二篇】

关键词：行政诉讼 举证时限 立法缺陷 立法建议

On the Perfection of Institution of

Time Limit for Providing Evidence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bstract： Institution of time limit for providing evidence is a peculiar one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law in China ，as the legislative defects of institution of time limit for producing evidence， both academic circles and judicial world hold the viewpoint that the time limit for producing evidence of the defendant is not in 10 days from which the defendant receives copy of bill of complaint，but before the closure of court trial of first  essay，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legislative defects of institution of time limit for producing evidence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in China ，puts forward some legislative recommendations to perfect it.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time limit for providing evidence； legislative defects； legislative recommendations

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诉讼期间制度。举证时限制度作为举证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实现程序公正具有重要的司法意义。

一、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及其缺陷

举证时限制度是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特有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1]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在整个诉讼过程均可以举证，并且检察机关如果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提出建议，经人民法院许可后进行补充侦查；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可以随时地、不断地收集和提供新证据，且不受审级的限制。[2]与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不同，我国行政诉讼法对被告的举证时限作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即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这里的“有关材料”就是行政诉讼法第32条“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也就是说，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间应限定在庭审前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的10日内，否则，被告将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被告举证时限制度，既是对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的必然要求，也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

但是，由于我国行政诉讼立法的缺陷，学术界和司法界普遍认为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不是由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而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第30条确定的。[3]由此，行政诉讼中被告的举证时限便不是被告在庭审前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的10日内，而是《意见》所规定的第一审庭审结束前。把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被告举证时限延长到一审庭审结束前，允许被告在一审期间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提供证据，实际上是降低了对被告的要求，为被告对原告搞突然袭击创造了条件，这样对原告是不公平的；同时也不利于法官掌握庭审进程，不利于诉讼效益的提高和程序公正的实现。[4]具体说来，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民事诉讼举证制度立法的影响，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规定不明确、不具体，容易使人产生歧义。众所周知，我国行政诉讼法脱胎于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模式与法律条文的具体表述深深影响着行政诉讼法，这表现在举证制度的规定方面更是如此。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5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仔细分析，除了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应当”一词，两者的文字表述模式基本上如出一辙。虽然行政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应当”一词，但“应当”的含义是什么，被告如果违反这一条规定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即如果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的10日内不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和答辩状，将承担何种法律后果，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只是同民事诉讼法一样规定“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这样，行政诉讼法一方面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举证，另一方面又规定被告若不举证，“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行政诉讼中被告在举证时限内不举证，法院将如何继续审理，是不是意味着行政诉讼中的被告也可以像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一样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随时可以举证呢？因此，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规定的不明确、不具体，引起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的不同理解便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2.行政诉讼法法律条文的矛盾性，容易使人们对举证时限制度产生不同理解。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在这一规定中，有两处表述值得推敲。首先是“在诉讼过程中”，这是不是意味着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到相对人起诉之前这段时间里被告可以继续取证，如果在这段时间可以取证，是否违反行政行为“先取证、后裁决”的程序要求，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其次是关于“自行”的理解。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自行”一词含义有二：“自己”与“自动”，若把“自行”放在法律条文中，我们可以作如下两种理解：[5]一是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己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言外之意是，若案件有不清楚的地方需要查证，只能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被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丧失了继续取证的权利。若作此种理解，“自行”一词的存在便没有必要。二是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自动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言外之意是，若经人民法院允许，被告就有权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实践中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6]但笔者认为，此种理解虽不违背“自行”的字面含义，但却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并且，若作此种理解，必然同行政诉讼法第43条的规定相冲突。一方面，在人民法院许可的情况下，被告能够获得在诉讼中继续取证的权利，而能够继续取证也就意味着可以继续向人民法院举证，因为“取证是举证的前提，举证是取证的目的所在”；[7]另一方面又把被告的举证时限确定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的10日内，被告在诉讼过程中不能继续举证。这种法律条文之间的矛盾性，容易使人们对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存在不同的理解。

3.不适当的司法解释是造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得以延长的直接原因。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30条明确规定，“被告在第一审庭审结束前，不提供或不能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或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32条和第54条第2项的规定，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正是这一规定，使行政诉讼举证时限这一本来非常简单的问题变得的复杂化了，它成为我国学术界和司法界把行政诉讼举证时限确定为“第一审庭审结束前”的直接理由。笔者认为，《意见》的规定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抵触，是对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一次修订，歪曲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根据法律效力的层级原则，这种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司法解释当然无效。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现并解决了这种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冲突，在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纠正了《意见》第30条的规定，而代之以新的条款。《解释》第26条第2款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交答辩状，并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依据；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很显然，《解释》的这一规定同行政诉讼法第43条衔接、一致起来，并且该条规定还明确了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这是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一大进步。当然，这种规定最终还应当通过修改现行行政诉讼法使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体现出来。

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建议

从行政诉讼法“保证”、“保护”、“维护和监督”的立法宗旨出发，我们认为，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制度，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完善关于被告举证时限的规定，明确规定被告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对此我们可以参照行政复议法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立法模式来完善行政诉讼的举证时限制度。

原有的行政复议条例是作为行政诉讼法的配套法规而出台的，在关于被申请人举证时限的规定上，行政复议条例与行政诉讼法如出一辙。如行政复议条例第38条规定，“复议机关应当在受理之日起7日内将复议申请书副本发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书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复议机关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或证据，并提出答辩书。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复议。”至于被申请人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行政复议条例也没有规定。1999年4月29日通过的行政复议法改变了行政复议条例的这一状况，明确了被申请人的举证时限及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并删除了“逾期不答辩的，不影响复议”这一带有歧义性的规定。行政复议法第23条第1款规定，“被申请人应当自收到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10日内，提出书面答复，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然后该法第28条复议决定部分又规定，“被申请人不按照本法第23条的规定提出书面答复、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视为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决定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参照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对行政诉讼法作如下修改：首先，把第43条第1款“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修改为“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其次，删除第43条第2款“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第三，在第54条判决部分增加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即“被告违反本法第43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逾期不提供或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提出答辩状的，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2.建立行政诉讼被告的补证制度。既然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时限确定在其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那么，被告在此后的诉讼过程中还能不能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支持自己的主张呢？笔者认为，被告在举证时限届满后，经人民法院允许，可以补证。因为行政诉讼法第3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要求当事人提供或者补充证据。”在此，被告的补证与举证不同，补证只是举证的一种例外形式，它是对被告在举证时限内基于正当理由而不能如期举证的一种有效补充。另外，补证与取证也不同，取证“是指重新调查和收集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本不具备的证据”，[8]而补证则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考虑并采用过，但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没能在举证时限内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说，被告补充的证据只能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客观存在的事实证据，而不是事后重新调查获取的。[9] 如果被告出于恶意，在法定期限内故意不提供某些证据，或者没有正当理由，人民法院则可以拒绝被告补证。具体说来，被告的补证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考虑并采用过的某些证据，不存在于被告处，被告在举证时限内无法提供的；二是被告在行政程序后因疏忽大意而没有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收入行政案卷，致使被告不能及时提供证据。对此，行政诉讼法第34条应当对上述行政诉讼被告补证的范围加以明确规定，并且使之与修改后的第54条衔接起来。

3.对行政诉讼法第32条“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进行修改。如前所述，该条规定存在多处缺漏，容易使人产生歧义，建议把它修改为“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被告不得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样既能够避免该法条与行政诉讼法第43条的冲突，又能体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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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学栋（1970-），男，石油大学（华东）政法系讲师，法学硕士（257061）。

[1] 参见宋雅芳：《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97页。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当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这个规定虽然明确了法院可以为当事人指定一个举证期间，但并未涉及逾期后证据是否可以被采纳，是否还具有证据证明的效力。因此，我国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制度并未完全落实到实处。参见陈桂明、张锋：《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初探》，《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第83页。

[3] 参见潘荣伟：《行政诉讼取证期限与举证期限》，《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第31—32页。

[4] “第一审庭审结束前”，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阶段。因为每件行政诉讼案件从立案到庭审辩论终结前，都处于第一审庭审结束前的状态。并且每一行政诉讼案件在庭审辩论终结前，都有可能多次开庭，而不仅仅是一次开庭，如果允许被告在此期间随时提供证据，只能是引起一次次的开庭质证、认证，致使原告与法官实际上受被告举证时间的牵制，这对原告是不公平的，对法官掌握庭审进程也是不利的。同时，被告在庭审中提供的新证据，也有事后收集之嫌。

[5] 参见宋雅芳：《完善行政诉讼举证制度之我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第97—98页。

[6] 参见杨解君、温晋锋：《行政救济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

[7] 参见潘荣伟：《行政诉讼取证期限与举证期限》，《法学杂志》1999年第4期，第31—32页。

起诉状【第三篇】

原告：xx，男， 2001 年 1 月 1 日 出生，现住XXXXXXXXXXXXXXXXX

电话： *****

被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地址：xxx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8 号（ 100820 ）

负责人：xx 职务：主任

诉讼请求

1、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的商评字（ 2009 ）第 22694 号关于第455 067 号“YOUZHENG”商标驳回复审决定 。

事实和理由

原告于 2005 年 9 月 8 日 向商标局递交了文字商标注册申请“YOUZHENG”（申请号455067、类别 36 ），请求核准注册的服务项目为：保险经纪；资本投资；金融贷款；银行；金融服务；储蓄银行；担保；信托；典当；经纪。 2008 年 12 月 4 日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对原告作出了文号为 ZC4884467BH1 的商标驳回决定。原告不服商标局作出的驳回决定，根据《商标法》第三十二条向国家工商行政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被告于 2009 年 8 月 31 日 作出了商评字（ 2009 ）第 22694 号关于第 455067 号“YOUZHENG”商标驳回复审决定。

原告认为被告没有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商标评审规则》、《商标审查标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商标注册、管理和评审工作守则》、《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相关条款或规定的要求进行评审；程序不合法、证据不足，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并作出了错误的决定，严重损害了原告利益。为保护原告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特提讼。

此 致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人： 超变态

行政诉讼状范本（二）

上诉人（一审原告）：赵宏伟男，汉族，55岁，甘肃省酒泉市人。

酒泉黎明综合楼业主，住址：酒泉市雄关路11号。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酒泉市建设局。

住所：酒泉市新城区世纪大道55号。

法定代表人：张满，该局局长。

被上诉人（一审第三人）：酒泉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住所：酒泉市北环东路边9号。

法定代表人：段中伟，该站站长。

案由：上诉人因不服酒泉市中级法院（2008）酒行初字第04号行政判决，现提出上诉。上诉请求和理由如下：

一、撤消酒泉市中级法院（2008）酒行初字第04号《行政判决书》，依法改判；

二、依法追究被上诉人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任由其下属，工程质量监督站违法违规，造成黎明综合楼重大质量事故而长期不对其进行查处，给上诉人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应由被上诉人，第三人承担不履行法定责任违法违规，承担侵犯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侵权责任，并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三、对一审确认做为定案依据的相关证据进行技术鉴定。

理由如下：

（2）一审判决确认的唯一一份2003年3月31日函件（指盖有肃州区质监站印章便函）。是一份结论为黎明综合楼框架梁板“大面积裂缝”是“温度裂缝”，目的是掩盖因使用大批量废钢筋造成质量事故的事实。世界上就这栋楼在自然环境中一冻一热，钢筋混凝土框架梁地板就断裂了？一审判决以此为“证据”确认为酒泉市建设局履行了质量监督监管的法定职责，荒唐之极！

（3）一审判决所认定的其它证据，大部分是上诉人要求质量监督站，建设局依法查处追究质量事故责任者的投诉函，参加各方讨论工程加固方案的会议记录。本案中大多认定的证据，并没有任何规范文件显示是由酒泉市建设局对违法违规者依法进行查处或处罚的证据。一审判决把工程参建各方的非法律效力文字作为定案的依据是于法于理不符。

（4）一审判决极力回避的问题是酒泉市建设局七年时间拒不依法作为的事实，片面地采信被上诉人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辩解作为判决的依据是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四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规定的。如果案件的事实和证据不清楚应予以调查核实。不能轻信一方自述，更不应该以被上诉人要求作为定案依据。

一审判决把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作为定案的“事实”是不公平的。酒泉市建设局至今也没有对这起建筑工程重大责任事故的违法责任者进行过任何查处或处罚，更没有依法对故意生产制造伪劣建筑产品的责任者向司法机关移交案件。一审判决认定建设局履行了“法定职责”是真正与事实不符的判决。

（5）一审立案后，主审法官在法定期限10日后，不给上诉人送达一审被告人答辩状副本，上诉人多次要求一审法院依法向原告交付被告的答辩状副本均被告知被告没有答辩。直至立案后的第三个月开庭之日，上诉人也没有收到被上诉人一审应诉的答辩状副本。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一审被告在法定期限内不提交答辩状应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之规定，就应当依法认定其没有证据、依据，违法事实成立。

（6）2008年9月11日11时，一审法庭电话通知上诉人“9月17日上午开庭”，上诉人在当天下午领取开庭传票时，被法庭口头告知“建设局没人出庭，改在9月22日开庭。”

9月22日上午，上诉人按法定要求到法院报道时，又被告知“建设局仍不出庭，改在10月6号-10月9号开庭。”以写纸条的形式代为开庭传票，并特别注明要求上诉人“带立案时所提交给法庭一模一样的‘证据’质证”。限制了上诉人依法举证质证的权利，因此也替被告、第三人成功回避了能证明其违法犯罪的重要证据。（证据）

（7）2008年10月9日开庭审理时，主审法官在庭审中禁止上诉人宣读状，限制上诉人就本事实进行发言辩论，始终与被告、第三人相互配合，草率几十分钟就宣告休庭。（证据）

（8）一审在开庭后长达三个月时间不下判决，主审法官却以约谈打电话的方式协迫上诉人撤诉，并“好言”“告知”黎明综合楼豆腐渣工程只是个“法律事实”的存在，“它没有形成法律证据”。“国家对假药、奶粉、牛奶、松花江水污染的监管部门追究责任是大气候所致，而对建筑工程质量监管部门的违法责任追究还没有法律依据，你最好撤诉，否则什么时候下判不好说。”主审人员全力维护被上诉人的违法行为，作出于法于理向悖的判决，难以令人信服。

（10）一审判决称“经审查查明”，“2002年9月18日质监站发现钢材质量有问题”，“2003年3月19日质监站到现场观察裂缝”，“判定为温度裂缝”，“请专家鉴定，协调会议”。从判决书所列内容，给局外人看来真的是“查到细致清楚”，而实际事实是：质监站承包了黎明综合楼工程全部的建筑材料的质量检测、兼施工监理、质量监督。质监站“检测合格”的175吨钢材，又被“质监站在施工现场发现钢材质量明显有问题”，“经检验伸长率不合格，经双倍复试合格”。判决书依照被上诉人的授意一笔代过所掩盖掉的事实是：2002年9月18日废钢筋问题暴露时，已经有几十吨废钢筋被混凝土浇铸在该建筑物地下基础地下室，一层大部分的框架梁及楼板里了，由此隐患导致了后期更严重的裂缝发生。印证这些事实的结论都有国家法定专业机构作出的鉴定佐证。不容置疑的钢筋混凝土铸成的建筑物在那儿作证，可以随时质证、复查、再复查！

一审判决书的一句“经审理查明”是掩盖不了该工程施工过程中所发生的违法犯罪事实的，更掩盖不了质量监督站是该工程质量事故参建责任者的事实！

（11）酒泉市工程质量监督站拒不承认自己为工程出据了假的“材料检测报告”，又拿不出有权威检测资质的第三方鉴定单位对工程实体材料进行鉴定的鉴定结论。判决书以质监站的“陈述”和其提供的“证据”判定其行为“真实合法”，是对制假犯罪和生产伪劣产品犯罪的放纵。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第16条。第18条之规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59条之规定，酒泉市质监站在黎明综合楼工程施工过程中实施了多项违法违规活动，必须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应该受到相关法律的从严惩处。

一审判决对酒泉市质监站为谋取非法利益，参与生产制造伪劣建筑产品的违法事实认定为“合法”，可见主审法官是没弄清楚相关法律法规还是其他原因才作出这份无公正可言的判决。

（12）一审判决把工程参建各方的技术性讨论的会议记录，质监站为逃避违法责任自己编造的证据，强行认定为建设局查处过施工单位，质监站违法违规事实的行政行为的证据，是与事实和法理不符的，反而为证明建设局根本拒不对该工程的施工单位、质监站的违法事实进行查处确认了证据，请二审法院明查。

（13）经过一审的此件行政诉讼案件中，客观事实和充足的证据证实存在有刑事犯罪，违法违规的事实和证据。一审判决极力回避案件中存在的事实和证据，不依法出具司法建议书，上诉人不能诚服，请二审法院能予重视。

（14）上诉人是劣质工程的受害者，有不能使用的不合格工程的事实存在，有国家权威的法定专业鉴定机构对工程实体现状及实体材质作出的鉴定结论。

根据全国人大关于建筑工程质量管理《释义第六章》54条第2项；60条第1项、第2项；62条第2项等规定向法院提出由不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酒泉市建设局，承包本工程使用材料检验、兼施工监理、质量监督的酒泉市工程质量监督站赔偿受害者上诉人的经济损失是有法律依据的。一审判决上诉人“要求赔偿于法无据”是不符合客观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的。

（15）根据《宪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民法》的相关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力”，“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

酒泉市建设局不履行法定职责，酒泉市工程质量监督站为施工单位出据虚假《材料检验报告》参与造假活动，由此给上诉人造成了重大损失，严重侵犯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和合法权益是有“法律事实”和法律根据的，请二审法院核实客观事实给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不以真正的事实、证据为依据，而完全采用被上诉人的“陈述”作出判决，是违反常理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为了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依法追究被上诉人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及其第三人的违法侵权赔偿责任，特依《行政诉讼法》第58条之规定，向你院上诉，请求依法公正的审理此案，撤销原判，并改判，责成被上诉人和第三人赔偿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

此致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赵宏伟

**年12月28日

行政诉讼状范本（三）

原告： 缪桂芳 地址： 仪征市大仪镇河北村小店组 电话：*****

被告： 仪征市人民政府 地址： 江苏省仪征市解放东路48号

法定代表人： 姓名：费高云 职务： 仪征市人民政府市长

电话：****

诉讼请求： 节约土地资源，加强对违法建房进行执法。

事实和理由： 我是仪征市大仪镇河北村小店组村民缪桂芳，2008年7月28日我曾向李小敏副省长举报何俊华、何山华弟兄二人侵占他人土地违规建房。（ 何俊华、何山华弟兄二人十五年前就离开了仪征市大仪镇河北村小店组，在仪征市区建房并居住工作，他家老宅子占地1500平方，全部盖成房屋出租给外地人做生产作坊，现在又建新房，其中建新房的地块有一部分和我家有争议，需要确权之后才能开工建设 ）。江苏省李小敏副省长作了批示，仪征市国土局工作人员下来找我家谈话，并作了表态，农村建房一户只能有一处宅基地，建新房之前旧房必须拆除，严格按照仪征农户建新房的标准占地只能165平方，建筑物只能是165平方的70%，涉及到土地争议的问题必须经过确权之后才能施工，我们也将土地确权请求申请交到国土局了。但是奥运会一闭幕后，何俊华弟兄二人依然我行我素，依然违章依仗权势非法占用他人土地违规建房，我去制止，他利用他家人多强行施工还打人。何俊华、何山华弟兄二人说我家有人在市委市政府，法律和领导批示有个屁用，老子房子照建照违章你能把我怎样。 河北村支部书记明福美竟然说何家有权有势，你家不要闹了，闹了也没用。而明福美本人就带头占用新地皮建房，旧房未拆并把旧房卖给外地人。在我们河北村视土地管理法为儿戏，给老百姓中带来极坏的影响。我向仪征国土局反映何俊华、何山华家又违建了，国土局的工作人员同上次领导批示到我家的言行截然不一样，明显坦护何俊华、何山华，国土局知法犯法，严重渎职，对违法行为进行庇护。现依据《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向人民法院提讼。

此 致

仪征市人民法院

原告人：＿＿＿＿＿＿＿（盖章）

**年 9 月 28 日

附：1、本诉状副本 2 份。

2、何俊华何山华违法建房图片及老宅图片、

起诉状格式和【第四篇】

原告：________，男，_____年___月___日出生，民族：___族，建筑工人，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电话：__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______建筑公司，住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___。

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偿金、残疾补偿金、护理补助费、假肢安装及维修费、更换费等共计人民币______万元；

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告________于_____年___月受被告招聘为___________建筑公司员工，从事建筑施工工作，试用期三个月后双方正式签订了劳动协议，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被告没有依法给原告办理工伤保险。由于为了赶上工程进度，被告经常要求原告超时加班加点工作至深夜，_____年___月仅半个月原告加班时间就长达60多个小时，致使原告因缺乏休息、睡眠不足，劳累过度在工作中发生重大工伤事故，工作中从三楼摔下，双腿受伤。经抢救，医疗鉴定为二级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建议安装假肢。

事后，双方就工伤赔偿事宜发生争议，无法达成一致的赔偿意见，原告________向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委未能依法维护原告相关利益，仅裁决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_________万余元，未支持假肢的安装及维修费、更换费，现原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偿金、残疾补偿金、护理不住费、假肢安装及维修费、更换费等共计_______万元。希望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____________市______人民法院

起诉人：________

_____年___月___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