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的列车转弯时，总有人会从车上摔落”，这是斯大林对所谓“历史规律”的一种概括。现代历史的转弯太急，时代的轮轴转动太快，没有人被允许遗世独立，大家都焦虑于自己对时代的向心力是否充足，因为稍一缺劲就会被“时代之车”甩下轨道。

于是有人嘶吼着“前进”，有人喊出“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的警告，有人拼着命采用一切手段只为跟上时代的车尾。诚然，青年一代的拼搏是整个社会的大动脉，不惜身命般地追逐成功也是人之常情，但铺天盖地的“成功”与“失败”、“进步”与“退步”，却令人感到一股乖戾之气弥漫开来，整个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深受其毒。对于被时代抛弃的焦虑，转成了一种为了不做时代弃子而不顾一切地追逐的戾气——可这样的人，恰恰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就先知先觉地指出，社会制度的自由化并不意味着个体的自由；海德格尔论及现代文明时称，个体的价值已完全消解在社会的浪潮中。今日的社会态势证明，他们的观点绝非危言耸听。过去的时代要求人们整齐划一地服从，现在则要求人们整齐划一地进取，前进的速度有一丝放缓，时代便会毫不留情地淘汰之，不予一点宽容。只要“成功”，就意味着在掌控财富与名望这些传统判断标准时，还掌握了话语权，可以居高临下地喊些带着烙铁的话语，把本就焦虑的人心烤得更加戾气深重。而“失败”，或仅仅是“尚未成功”，仿佛身上便背负了原罪，为了把“落后时代罪”洗掉，只好把自我献给社会大潮来救赎，自己身为个体的价值自然不复存在，只剩了社会贴上的充满戾气的标签。当“成功学”和“毒鸡汤”满天飞舞之时，人生本当应有的绚丽色彩早已染成“清一色”，人与人之间唯余猜忌、防范与交换，这样的社会即使能创造大量财富，也实在不是什么值得追求的社会。

但时代是由人组成的，尤其是青年一代。青年人若能放下这般戾气，整个社会自然就不再充斥着这股异样的暴力。青年人身为时代弄潮儿，绝不应放弃追求自己的理想，但也绝不应把自己绑在时代的车轮上，否则，追求的便不再是“自己的理想”，而是被重复了无数次的千篇一律的所谓“成功”。成功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失败更不是什么罪恶。如果用一种充满攻击性的焦虑，把一切青年人都逼成了以下克上的戾鬼，才真是时代之罪人。

萨特说：“我宁愿看到年轻人脸红，也不愿看到年轻人的脸色变得苍白。”青年人不应当被焦虑支配，不应当为了跟上时代而强迫自己化成社会想看见的拼搏机器。青年人是真正有血有肉的人，倘若被时代的焦虑感物化成机器，这个社会才真是失血休克，一望过去，一片苍白。

人们常囿于“焦虑”的困境。无论是“时代扔掉你的时候，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跟你说”，还是胡玮炜引发的“原地退步论”，其折射出的，都是人们普遍的“落后恐惧”。源于时代，却无法消泯人们被时代排斥的现实。由此，便衍生出人们日渐焦虑的异质化落后心理和浮躁的进取观念。

时代的快速进步向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然而，在这相同条件下现代人个人能力的发展不同步便造成了广泛的不平衡。于是，时代进步与个人的脱节，便促成了个人心态上受威胁感的生成。越是不及，越是落后，就越想赶上，越惧怕退步。这便是“焦虑”的由来。

落后并非什么洪水猛兽，但却在人们的“焦虑”下逐渐异质化，丧失其原有的意义。博尔赫斯曾在《神的文化》一书中谈道：“人会同他的遭遇混合在一起，从长远来看，人就是他的经历。”相同的，落后的遭遇同样也是令人畏戒的经历存在。人们受滞于“落后”，意味着低能力适应新生时代。但过度异质化想象，将“无能”视为“绝无可能”，一落便必定千丈，便更是心急如焚。试问到底是焦虑影响了你对“落后”的看法，还是异质化落后促成了焦虑？

不愿落后的对立面便是主动进取，却于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进取愈加浮躁。刘亮程作为近代最先进的慢生活倡导者，曾这样提议：人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生物了，停下来，或至少放慢些脚步。机械而快速的生活影响下，人们丧失了厚积薄发、积跬步至千里的勇气。离慢越来越远，离快就越是近，所谓进取在“快”中就愈加轻浮缥缈。太多的“一夜暴富”出现，推动着人们往快速进步成功上靠。毫无疑问，离开深厚积淀的浮躁进取是无可能的，焦虑控制大脑的发展是无用的。

畸形的落后观和进取观成了“焦虑”这一祸根手下的两员大将，人们惧怕又不得不陷入其中。工匠精神的兴起，正是因其打破了人焦虑不安的源头，于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苛求中逐步超越。无惧于时代中科技或是工业的进步，秉持缓慢成就的态度，这才有了精神上的升华。也许，人们恰恰是遗失了平和的心态，脱离“焦虑”便是脱离弊病，重拾平和便是重拾正常发展的能力。

加缪曾说：“如果你继续去找幸福是由什么组成的，那你永远不会找到幸福；如果你一直在找人生的意义，那你永远不会生活。”汲汲于物质追求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在让自己与最终的那个目标渐行渐远，而被拦在路中的“焦虑贩卖机”勾去了注意力。很多时候，我们既是焦虑的制造者，也是焦虑的承受者。唯有将生命轨迹与内心重合，才能渐渐走出这焦虑的恶性循环。

不可否认，“焦虑”已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我们生活在消费社会中，就无止境地被社会浪潮扰动，渴望通过符号定义自己，渴望寻找内心的安定，却每每反其道而行之，成了“幸福之路”上的迷失者。我们会被主持人张泉灵的“时代抛弃”言论搅动，会被摩拜创始人胡玮炜的“三年套现15亿传奇”扰动。家长担心孩子被应试教育的列车甩在身后，青年担心被成人社会的压力挤至底层，妇女担心与电商的促销广告擦身而过。让·雅克·卢梭有个定义——文明始于人类建造藩篱之时，堪称独具慧眼之见。诚然，是建筑了高而坚固的围墙的人类有效生存了下来，为了不被赶去荒野，每个人都在追求着生存途径，这已成为社会共识。

然而，荒野之外难道就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吗？《存在的勇气》一书中指出，现代人的焦虑已成为一种存在性焦虑，即对无意义和空虚感的焦虑。物质给人带来的物欲满足，随之而来的便是心灵的匮乏与无尽的空虚，更有甚者沦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自闭阶段”，将自己与整体割裂开来，在个人焦虑中聚敛财富、自怨自艾。这时，我们便需要走出去，这并不意味着出世，而是在忙于世务之时仍保有一颗自由积极、游于荒野不为扰动的心。我们兴许并不能像王维、白居易那样，身居困窘，仍吟诵着“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富于黔娄，寿于颜回，饱于伯夷”的豁达诗篇，但我们可以遮蔽诱欲之目，放下对比之心，像尤利西斯将自己捆在桅杆上那样，眼睛正视前方，以从容的姿态，以笃定的步伐，从“焦虑贩卖机”旁路过。

生活就应像打枪一样，有意瞄准，无意击发。顺着内心所向，而不在意路途远近，自然能成为生活的大师。历史不会亏待从容有目的的民族，生活亦不会亏待用心沉稳之人，文化土层就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中沉淀成文明。